“以形索义”是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来训释词义的训诂方法，这种方法始于春秋战国，盛于汉代。《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说字形是为了释义，例如：“命，使也，从口从令。”
　　 我们都知道，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字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按如此之理，每个字都应适用于以形索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些汉字靠“以形索义”的方法并不能正确地解释它们的意义。这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的运用也是具有一些前提条件，其一是，从汉字结构来说，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等四书，才真正与汉字形体结构发生联系，才能运用“以形索义”的方法来探求词义，而转注和假借是不能产生新字的，它们仅是用字之法，和汉字的结构不发生联系，因此，这二书则不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解释词义。其二，从汉字的形体来看，汉字的形体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七个阶段，从这些阶段，我们可以看出，甲骨文、金文、篆书是能反映原始造字意图的字形，而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则已符号化而不能体现原始造字意图，因此，只有通过甲骨文、金文、篆书等字形的分析才可以解释词义。
　　 基于以上的条件，我们才能够运用“以形索义”方法去正确地诠释词义，但是为了使词义解释得更加准确，我们还有必要去参证文献语言，可以说文献语言是检验词义正确与否的试金石，我们不能仅凭字形结构来凭空而谈，而还应参证一定的文献材料，以此为依据，把汉字置于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并与字形结构的分析相结合，这样才能正确地诠释词义，否则，则会望形生义，造成谬误，贻笑大方。例如：向，《说文》：“北出牖也”，即本义为朝北开的窗户。在《诗经·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户”中的“向”也是此义，与分析字形得出的本义相吻合，这说明，探求词的本义，分析字形和考核文献两种方法互证，就会更加准确。
　　 由于正确使用这种方法，因而，它能够产生很大的作用。其一，是探求词的本义，如：豆，像一只高脚盘的形状，本义为器皿。本的甲骨文的上部是“木”（树），下面根部的三个小圆圈是指事符号，表示这里是树木的根部所在，《说文》说：“木下曰‘本’。”是说木（树）的下部（根）就叫“本”，这就是“本”字的本义。走的金文的上部是一个甩开两臂的“人”形，下部是一只大脚（止），表示人快跑的样子，本义为跑。其二，在揭示词的本义的基础上，“以形索义”还可以准确的揭示词的引申义和假借义，从而整理出各词的词义系统。如：“引”：《说文》：“引，开弓也。”开弓须用手拉弓，所以引申为拉、拉开；开弓就使弓弦延长了，因此引申为延长、伸长；开弓就要把弦和箭引向后方，所以引申为引导、带领；开弓时要把箭往后拉，所以引申为退却、后退。这些引申义都是直接从本义引申出来的。“叔”，《说文》：“叔，拾也。”也就是说，“叔”字的本义为“拾取”，如《诗经·豳风·七月》：“八月断壶，九月叔苴。”经传中又假借训“拾”的“叔”为“伯叔”之“叔”，即伯、仲、叔、季，排行第三，如柳宗元《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仲叔继幽沦。”“安”字，从甲骨文来看，“安”字的外面是一座房子，房中坐着一位面朝左的少女，把房门一关，真是既平安又舒适，即“安”的本义是“平安”，如《荀子·王霸》：“国安则无忧民。”后又可引申为“习惯于”，如《汉书·艺文志》“安其所习，毁所不见。”还假借为疑问代词，当“怎么”讲，与“本义”无关。
　　 “以形索义”虽然能够产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十全十美，它还具有一些局限:第一，在历史长河中，汉字的形体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字形已经失去了表义功能，所以，“以形索义”必须借助于古文字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第二，在汉字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词义的引申，文字的假借，字义和词义之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所以在确定字的本义时，字形分析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还应与其它的训诂方法相结合，才能使其字义解释得更加准确。第三，形声字的形符只能揭示其意义范畴，而不能指明其本义。如“哲”字是个形声字，其意符是“口”,“口”字的本义是“嘴”,而“哲”字《说文》:“哲,知也.从口,折声。”许慎的说法是对的。这里的“知”实为“智”，是“聪明”的意思，因此，其意符并不等于其字的本义。总之，“以形索义”是训释词义的重要训诂方法之一，我们应该认清其实质，把它与其它的训诂方法相结合，使其更能准确地探求、诠释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