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父亲打电话，忙不迭地嘘寒问暖。“那两棵枣树砍了哎。”趁我语速渐缓的当儿，父亲冷不丁插了一句话将我撞得一怔，老人家语气里飘着的、惋惜的轻云，蒙太奇般切换到我的心头，“怎么就砍了呢。”我自顾轻叹一声，眉间笼上薄薄的惆怅。
　　 在我眼里，那是一对情侣树。那棵挺拔整肃的，是木枣树。它腰背硬挺，枝冠向上，俨然乡间背手踱步的汉子，自有一番顶门立户的威严。木枣树的枣子大如鸡卵，却是凝重的青绿，咬一口，是木扎扎的无滋无味，还哏牙，生疼生疼的，透着一股子犟劲儿。旁边笑得枝叶婆娑，宛若伞盖的，是婆婆枣树。婆婆枣生就的小巧，枝叶温顺地下垂，是笑眉笑眼柔声细气的新媳妇，散发出天然的温柔敦厚的母性气息。枣子初是翠绿，不知不觉就出落成发育饱满的奶黄，再去看时，红晕已经羞上脸颊。满树的笑脸里，挑一颗最开朗的，随手一蹭扔进嘴里，嗯，细腻爽脆！这对情侣树站在一起，招来了半院子清荫，还有从夏至冬的口福之享。
　　 怎么就砍了呢，一边兜兜转转，心里隐约地还是这句。前阵子回老家，还未进院子就与微甜的清香撞个满怀——是那两棵枣树迎我呢。走进门去，眼前豁然清新，两棵枣树绿成油亮，米黄的小花开得正灿烂，老房子似乎也添了古意新装。我大呼小叫，又该有枣子吃咯！
　　 吃枣子也是有不同吃法的。老母亲说，木枣别看个头大，可木讷，不适合生吃，要等成熟了，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晾晒、风干，做成干枣，肉厚核小，冬天蒸枣馅儿馍馍好；婆婆枣生吃最好，脆甜，做醉枣也好，可就是不能晒，一晒果肉就没了，只剩两张皮。
　　 从枣子指甲盖儿大，就能上嘴儿了。婆婆枣结果子总是出乎意料的多，争不到营养的青果兀自坠落。可不能白扔的，母亲一颗颗捡起来，洗净，放到锅里蒸熟后，蘸着白糖吃，软甜清香，吃到肚圆。等枣屁股泛出一圈红时，就可以上手摘着吃了。每到这时，母亲就招呼左邻右舍来摘枣吃，大人孩子多少不拘，随便吃，树上多的是。也不送，送不及，住得远的亲朋好友来了，拿了袋子摘了兜走。等剩下的枣子红成大半，就该全摘下了——婆婆枣红透就该烂了。母亲把摘下的枣子浸在酒里闷罐儿，做醉枣。只不到一个月的发酵，醉枣就成了。浓厚醇香，不似前味，只是松脆不减，齿颊间更多了流连。
　　 至于那棵木枣，母亲是不允许大家染指的，说是怕浪费了、可惜了。每年做干枣都会花费母亲很多心血。手搭在额上向高空张望，确信是最晴、最热的天气了，母亲才唤着父亲做帮手，蹬着梯子把一麻袋木枣掫（zhou）到房顶上。还要选中午阳光最毒辣的时候，把枣子挨个翻一遍。但凡天边有一点云，母亲又要爬上房顶，手脚不停地攒起来——干枣经一点潮都会霉烂，一夏的忙碌就白费了。
　　 每年冬天我们兄弟姐妹回家，母亲都会满心自豪地拽出一麻袋干枣，说，走的时候多带点，自家的枣，比外边卖的甜！有母亲的操劳和心意做底子，这世上哪还有比这更甜的枣呢！
　　 我贪枣儿可不全是嘴馋，还贪着枣香里的童年记忆。
　　 小时候，奶奶屋门口就贴墙弯着一棵老枣树。倒人字形，左右两撇粗粗的枝干压得很低，成了一群小孩子爬高上低的道具。骑在一根小枝干上，算作是战马，选两支长点的嫩枝，掰下来插在发际间，算是雉鸡翎做的、将帅的头甩，小身子鼓着劲颤动、颠簸，算是在“簌簌衣襟落枣花”里打马前行了。筋疲力尽了，就顺着磨光的皴树皮滑下来，找一根粗粗的麻绳，绑在人字树干的一边，做成秋千，笑笑闹闹着悠来荡去。
　　 枣树是贴墙生的，高处的枝干铺了半个房顶。枣子半熟的时节，我们一群孩子专拣奶奶午睡的时候，轻手轻脚爬上梯子，然后在屋顶上匍匐着爬进树缝里，东一颗、西一颗地偷吃枣子。有时吃的忘形，闹出动静，就听奶奶在屋里大喊：是哪个小鬼头又在糟蹋枣子！我们做着鬼脸噤声，又悄无声息地转移到别人家的屋顶上，溜走了。
　　 关于枣树的美好记忆，从此拉开序幕。
　　 二十几岁时读鲁迅的句子，“院子里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我说好，有一种目光逡巡的动感，是转头忽现的突兀。现在，终于在这貌似多余，又过于粗疏的字的空白里，读出了太多欲语还休的依恋，只是通过目光，把一棵枣树印记在心里，然后再用力镂刻另一棵。
　　 设想，下次站到老家的院子里，我习惯性地去寻一棵枣树，没了；还有一棵，也没了。这时，心里该是如何茫然而空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