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百无聊奈地看着窗外，一片已经枯掉的树叶还固执地守着树枝不肯离去，任凭寒风一次又一次地拖曳。风透过窗户的缝隙一丝丝灌进来，我将以竖起的领子又往上扯了扯。讲台上的老教授仍然唾沫横飞地讲着，完全不受冬天寂寥的影响。
　　 好不容易挨到下课，肚子早已发出了“咕咕”的抗议声。我匆匆收拾了一下书包后，就往食堂冲去，活像非洲饥民，不过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力气可以跑了，只能拖着疲软的身子往有食物的方向挪。
　　 在随着人流即将挤进食堂的那一刻，一句熟悉的乡音在嘈杂的人声中异常清晰。
　　 “请问，你们有谁会讲客家话吗？”
　　 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转头一看，这才发现在食堂的门边站着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中年男子，正以期盼的眼神看着前面来来往往的学生，一看到我停下来，连忙冲我一笑，“你会讲客家话吗？”
　　 我挤出人群，走向他，以客家话问道：“有什么事吗？”
　　 听到我会讲客家话，他的双眼立刻有了神采，“你认识一个叫江建国的人吗？”
　　 一听这话，我愣住了，敢情这位大叔把我当成中情局里的人了，一开口就抛给我一个人名，问我认不认识。
　　 我抱歉地朝他摇摇头，“他是谁啊？”
　　 “同学之间不应该互相认识的吗？”大叔困惑地看着我。
　　 “你说清楚一点，校园里这么大，我怎么可能每个人都认识呢？”我有些无奈地向他解释。
　　 “哦，是这样啊。他是我儿子，今年刚来这里读书。”
　　 大叔仍然没有给我什么有用的信息。我冲他笑了一下，爱莫能助地对他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儿子，你在找别人问一下吧。”
　　 “好，好。麻烦你了。”大叔朝我点点头，又开始在人群里寻找能帮助他的人。
　　 我转身走进了食堂，可是不一会儿我就出来了。我想起了我的父亲，爸爸也只会讲客家话，不会讲普通话，要是有一天，他也到学校来找我，却不知道我在哪里，是不是也会像那位大叔那样，无助地在那里看着一个个的陌生面孔，却为独独不见他的孩子而难过。
　　 没费多大功夫，我就找到了大叔，他蹲在食堂的门旁，眼睛紧紧地盯着每一个人。看到我后，有些惊讶，连忙站起来。
　　 “姑娘，你找到我儿子了。”
　　 “没有。你准备一直呆在这里吗？”
　　 “嗯，儿子应该会来吃饭，我在这里守着。”大叔将手里的塑料袋从左手换到右手，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手上的冻疮，一个个红红的，有些已经结痂了。我看得觉得有些刺眼，就把目光移向人群，思索着要如何帮大叔找他的儿子。
　　 “你知道你儿子是什么专业的吗？”我问道，因为学校里的宿舍是按学院分配的，知道他儿子的专业后，就可以知道他住哪。这样就缩小了寻找的范围。虽然，中午大家都会来食堂吃饭，但是，大叔显然不知道，学校有好多个食堂。光守着这个食堂是没有用的。
　　 “啥专业哟。”大叔舔了一下皲裂的嘴唇，眨了眨眼睛，很是困惑。
　　 “对啊，就是你儿子是学什么的？”我换一种方式问他。
　　 “哦，好像是读文的，听他说好像是读什么文科的。”
　　 看样子大叔对儿子是学什么的一点都不了解。我搔着头发，不知该如何是好。肚子的喊叫声越来越大了。我无奈地看了一眼大叔，发现他正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苦笑了一下，怎么办了？只知道一个名字，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寻人好歹也要有个完整的信息啊。电视上的寻人启事不是通常还附带上一张照片，详细地说明情况，并留下联系方式，地址啊之类的嘛。想到这里，我忽然灵光一闪。真是有够笨的，现在通讯事业这么发达，人手一部手机，就算他在西伯利亚，照样找得找着，还怕区区一个校园。刚才怎么就没想到了，真是白活在现代社会了。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兴奋对大叔说：“有办法了。你儿子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我们给他打个电话吧。就不用在这里……”
　　 我还没把话说完就看到大叔正无奈地冲我摇头。“你不知道他的号码吗？”
　　 “我儿子没手机。”大叔将双手背向身后，继续看着来往的学生。
　　 “哦。”我真是太想当然了，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用上手机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也是从农村来的，我能理解大叔的感受，农村来的人最怕人家以理所当然的口气问你有没有什么，比如电脑，ＭＰ３，还有手机。每个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好的，不想让孩子受委屈，可是在现实面前，父母只能看到自己的无奈。
　　 我叹了口气，这下如何是好，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大叔有什么都不知道。咦，对了，大叔不知道，可是家里其他人可能知道啊。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
　　 于是我又对大叔说：“那给家里打个电话吧，问问看，你儿子读的是哪个专业，住在哪里。”
　　 这回大叔又冲我摆摆手：“家里没电话。”
　　 我以为我听错了，“啊？”了一声。大叔走近我，抹了一下有很多裂痕的鼻子：“家里没电话，以前我邻居有一个，现在电话也坏了，打不通。”
　　 我皱起了眉头，这一刻，我才知道自己的以前的想法有多天真：贫穷不只在电视上，不只在远方，贫穷就在我们身边。
　　 大叔看着我皱起了眉头，忙咧开嘴唇对我说：“没事，我再找找看，你就别麻烦了。”
　　 “没关系，我再陪你找会儿。”我边说边仔细地打量着大叔，刚才只顾着帮他找儿子，都没怎么注意他，这才发现大叔的军大衣的领子被针线很粗糙地和大衣缝在一起，袖子口打了好多个补丁。
　　 大叔见我仍站着没走的意思，就主动开口对我说：“我这次来福州是来打工的。”说着大叔从身上掏出一张纸，递给我看，纸只有半张，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不完全的地址：“你看这是我们村里一个人的名字，在外面帮人家盖房子，我这才来这里就是来找他的。他让我来这里帮他的忙，我这才来的。”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找到他了吗？”
　　 “没有，刚才搭公车的时候，掏钱买票可能把那后半张给带出来了，弄丢了。下车后怎么也找不到。我想起儿子在这里念书就来找他。”
　　 我点点头，没有再说话。心里暗自想到：无论如何，都要帮他，要不然他晚上怎么办，到哪里落脚啊。
　　 既然什么信息都没有，就只有一个名字，那就从名字入手吧！校园这么大，除非大叔和他儿子有心灵感应，否则，肯定找不到，在这里干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大叔找不到儿子，就让他儿子来找大叔吧。
　　 我把大叔带到了学校的广播台那里，找到了舍友小敏，希望她能帮忙。将情况简单地向她说了一下后，她也很乐意帮忙。于是我们就简短地拟了一条消息，大致如下：请从ＸＸＸ来的江建国同学到校广播电台来一下，你的父亲江大民正在找你。
　　 广播播出了半个小时后仍然没有动静，更不用说大叔的儿子——江建国的出现了。难道播的不够大声吗？我让小敏把声音调到最大，再播一遍。这次有了点起效，不一会儿，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气喘兮兮地跑了进来，一看到大叔，露出了很惊讶的神色。
　　 “大民叔，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女孩走到大叔面前，边喘气边问。
　　 “啊，是小英啊。我来找建国啊。”大叔见到女孩后很兴奋。看得出女孩和大叔是同乡人，那么，她应该知道江建国在哪。
　　 女孩听了大叔的回答后，皱起了眉头，眼眶红了起来，哽咽地喊了声大叔后就再也说不出话了。在那里一个劲地抹眼泪。
　　 大叔慌了，“小英，这是咋回事啊？”
　　 我和小敏也慌了，还指望着这个小英能帮忙找到江建国了，怎么一进门，就使劲掉眼泪呢？我走上前问道：“同学，你怎么了。”
　　 这时，小英可能发觉到自己失态了，擦了一下眼泪后回答：“没什么事。”
　　 “你知道江建国在哪吗？大叔正着急着找他了。”我问道。
　　 “是啊，小英。知道我家建国在哪吗？”大叔也在一旁急着问道。
　　 小英对大叔笑了一下：“大民叔，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然后小英指着我说：“我和她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我跟着小英走出播音室。她将我带到楼下的草坪上，回头望了一下楼梯口，见大叔没有跟来后，才将头转过来面对着我。
　　 “你可能觉得我很奇怪吧，一见到大叔就哭。那是因为我难过。我刚开始听到你们的广播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你们又播了一遍，我才确信自己没有听错，但还是不敢相信你们广播中说的真是大民叔。因为，这是很奇怪的事。大民叔怎么会来这里找儿子呢？他又怎么可能找的到。江建国已经死了啊。”
　　 我听了目瞪口呆，愣是发不出一个声音出来。
　　 小英看了我一眼，继续说道：“大民叔家里很穷，是我们村里最穷的，而我们村是县里最穷的。大民叔的儿子很会读书，去年考上了咱们学校，他们全家都很高兴，村里的人也很替他们高兴，因为考上大学意味着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了。可是高兴也就那么几天，接下来还要想着那么一大笔学费该怎么办，大民叔家肯定拿不出那么多钱，村里大家也都不富裕，能给的也很少。大民叔的儿子就利用那三个月暑假出来打工了，是到我们村里一个包工的工地上做苦力活。虽然是穷人家的孩子，但也很少干那么重的活，又天天读书，去工地没多久。一天在楼架上不小心摔下来了。尸体运回村里的时候，大民叔就愣愣地看着，也没哭。回家后就病了，精神也失常了，缝人就说他儿子在城里读大学，他要到城里打工好给他儿子交学费。可是没多久后，他的病自己又好了，也接受了儿子死了的事实。村里的人也就放心了。之前还轮流看着他，怕他疯疯癫癫的会真的到城里来。没想到这次他真的……”小英的声音再次哽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