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忽然想起那个大学时代年少糊涂的我。我在那时候因为精神上出现了烦恼，开始接触和探究宗教和哲学，想通过探寻生命的终极意义以期获得自我灵魂的终极归宿就是以此为渡口，来让自己渡到能让生命永久快乐和安宁的彼岸。可是经过大脑漫长艰辛的跋涉，我恍然发现所有哲学和宗教思想的本原不可被论证，于是它们便不可被我相信，不可被我认定为可以让我灵魂皈依的美好彼岸和家园。这让我的灵魂不仅得不到安宁，反而更加不安，迷惑更大，苦闷袭来，快乐更无从寻觅。我成了高悬空中断线无助的的风筝、无所依托的混沌的虚无主义者，不知道何去何从。
　　 更糊涂的是，既然已经不知道何去何从，那就别追究那些玄妙的东西了，别为难自己了，本能地自然地快快乐乐地过算了。何去何从？来和走都在于浩渺的天命，对它顺应一辈子即可。可我依然不屈不饶，依然辛勤地寻觅我所需要的，但是其实是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一个绝对清晰明白的人生意义，一个绝对安稳温馨的灵魂归宿。
　　 直至25岁以后，我才彻底明白，找寻这些，等于让自己踏上了一条十分艰险可怕的漫漫路途。那条路途以开在天界的绚烂鲜红、香气袭人，但深藏着巨大毒性和麻醉性的幽冥的彼岸花作为诱饵和接引者，召唤你勇敢地前行、前行，让傻傻的你以为，只要沿着这条路不辞辛苦地坚持走下去，终会达到目的，绝对清晰明白的人生意义、绝对安稳温馨的灵魂归宿终于被你见到并紧握在手，从此永生快乐、安稳甚至高尚。而事实呢？那条路，是一条如果一直走下去，最终会导致自己无路可走，也无路可回的幽冥的不归路，让你远离世俗人群的温暖气息，彻底坠入精神的绝壁深渊。
　　 大学时代的我，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不辞辛苦地往山顶反复滚石头，石头一旦到山顶便会立刻滚下来，就继续滚，反反复复又繁繁复复。那幸福彼岸其实是被我推远的，因为每个人每朝它过去一步，它就更远去一步。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对生命的认知，本质是做痛苦的无用功。
　　
　　 （２）
　　
　　 25岁后的我已经及时回头，不再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孔子说：“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的话等于告诉我：知道生命本无绝对清晰明白的意义，知道及时回头，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增进。这智慧的的增进，不仅让我不再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而且让我养成了对浩渺世界中任何事物可以去问，但是不去刨根问底的好习惯。
　　 只是，没有生命的意义作支撑，将怎样把从生终会到死的生命过程演绎下去呢？
　　 于是，我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了生命的过程中来，即怎样让自己活的快乐自在上来了。
　　 我以为：人最大的快乐自在应该是来自灵魂深处的，灵魂不安宁的人是获取不了内心深处坚不可摧的快乐和自在的，我尚需修炼。那么先看看别人是怎样演绎灵魂安宁、快乐自在的人生过程的吧！因为这对于我，有着丰富的借鉴作用。
　　
　　 （3）
　　
　　 我姑且人为机械地把我知道的人，按照他们意识水平的高低作为分类标准，把大量的人分类来观察，当然各类别的人是可以相互流动、相互输出和接纳的——人性无常。
　　
　　 （4）
　　
　　 第一类是自然人，即没有太多后天教化、社会属性很弱的人。他们凭借人的自然本能和直觉活，甚至活一辈子。时间久远的如原始部落的人群，无知无识、自自然然、无忧无率的过(很多心理调查都显示，原始部落的人群是精神疾病最少的人群)；近的如，以作家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淳朴善良、“天然无污染”的“翠翠”为代表的，生于逝于远离现代文明的乡土的那部分人。
　　 那遥远飘渺的命运之意义于他们的每一个今日无补，他们活在当下，日日生活简略——劳动、吃饭、睡觉，他们的生命过程只是简短琐碎的、逻辑联系不很紧密的生活细节和片段。
　　 他们欲望少、期待少、自我少，因此心理恐惧焦虑便也少。他们是最贴近大自然的人，他们无意中遵守了大自然对生命最佳生存状态安排的规则，大自然便把自在快乐馈赠给了他们。
　　 他们也偶有烦恼和焦虑的时候，但那不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幽深的烦恼和焦虑。这些烦恼和焦虑，如同一碗水在有大自然的风吹过时乍起一些波纹，但是这些波纹会自然地自动地消逝掉，无需他们刻意地人为地用手去把波纹按下去。他们的灵魂是安恬的，或者说，他们不追问灵魂的归宿，灵魂反而有了归宿，魂归自然。
　　
　　 我回不到简约朴实的原始社会，从小到大也不曾生活在沈从文笔下的远离都市的恬静美丽的小山城或小乡村，真实的此刻的中国小山城或乡村的人们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充斥着贫困、愚昧和落后的科技人文（当然愚昧也能给人带来快乐）。那些诗化、寓言化的小山城或乡村，很多时候，只存在于作家们的理想中。而他们写这些美好家园时，自己已置身于充满现代文明和充满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负效应的城市中，作家们之所以把它们构思和描写出来，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进城后“礼失而求诸野”的浪漫情结而已。中国此刻的乡村，医疗条件有限、老无保障姑且不说，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母亲地无法养活他们自己，最后还是流向城市。再说，我不小心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读书太求甚解耽误过，时光无法倒转，个人历史没有假设，我做不回自然人，大自然于乡土那里馈赠的快乐自在和灵魂的安稳，我是很难有福享受了。
　　
　　 （5）
　　
　　 比自然人再高级一点（这只是机械的划分，没有褒贬的主观倾向）的一类人就是：有一定的意识觉悟水平，不致于愚昧，视界不高不低，不宽也不窄，有动脑筋的习惯，有的甚至还很聪明，但是考虑问题时不喜观其大略，也不真正的细腻深入，思维中没有宏观微观的概念。不去也没有时间追究生之终极意义和养成隔断时间拷问反省自身真相的习惯，生活过程中夹杂了部分无意识的劳作和盲奔的人。
　　 这类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群，占据了人类的大多数。所以有必要再细分，并且需要较多的笔墨来谈谈我对他们的观察和评价。
　　
　　 （6）
　　
　　 一类是对世俗生活中看似美好的东西，如金钱、权力、功名之类事物的追求者。或者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入世来做事的人，并且只要有条件（如历史时势）允许，尽量把事做大。
　　 这种人按照道德水平高低又有分类。
　　 一类是纯粹以“利己”为核心，过于贪婪，太急功近利，为了获取他想要的东西不择手段的人。这种人的人生之路存在很大的风险，这风险危及他人甚至整个社会。
　　 2003年上海首富周正毅折戟香江的事相信大家都知道。
　　 周自幼家贫，17岁就开始替人打工，收入微薄，其后他与妻子（毛玉萍）分赴香港和日本。毛玉萍前往香港打工，而周则以留学为名，暗带商品到日本销售，就在这时，他便开始了不诚实的经商史。
　　 他真正的发迹是始于一九九七年。他用诈骗手段，如在境外设空壳公司、向多家的银行借贷（当然银行和他有着“神秘关系”）、空手套白狼，或者向银行兑出部分现金，以现金炒股、炒期货、借投标搞黑幕勾结，以极低价“中标”后，即转手谋取暴利……几年后摇身一变，迅即窜为上海首富。
　　 他落败得那么凄惨的最大原因，就在于他一直以来不诚实的经商经历太一帆风顺了。这延续了十余年的经商经历，在他的大脑里坚不可摧地筑成了一个对世界错误的认知和经营理念：只有不诚实，耍小聪明才可以赚到钱。那么就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当然会一直用不诚实的方式经商，反复地滚着迟早要从山顶滚下来的石头，到头来，十几年的处心积虑（他还以为这是大智慧呢）和努力付诸东流，繁华落尽，无用功也。
　　
　　 他只是中国众多的民营企业企业主的一个象征，众多像他这样的企业主正危险地如他这样地存在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或者有文化，但是人文方面如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欠缺（例如早年的史玉拄），带着一直在重复的、错误的或者过时的经商理念去盲奔。从表象上看，钱在越聚越多，但是企业主最重要的东西——经商理念则如同希腊神话中的石头，被他们一滚再滚，日复一日简单重复，企业的灵魂没有一丝本质变化和提升。并且石头会因为企业赢利的蒸蒸日上，被滚的更加上瘾，因为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最容易放松警惕，不会想到光亮越强，阴影越浓，“身后有余忘缩手”。他们如不及时反省的话，到了一定的时间，纵观他们的一生，不过是在苍空盛开一时的烟花罢了——企业倒闭，企业主又回复到年幼家贫的状况，甚至还不如。这也便是中国民营企业寿命一般不太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类人中达到最高“境界”的那部分，就是追求到比金钱更有“价值”——权力或功名的人。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来还当了几十天的皇帝，叱咤中国政坛，风云一时，当然，只是一时。
　　 他祖上本就是官宦之家，有着非常突出的封建宿命传统。他早年投靠淮系军阀吴长庆，谦抑自下，取得对方好感，乡试屡落第的袁世凯终于在吴的提拔下踏上了仕途。后来他功大自居，甩开吴长庆，径自攀援当朝重臣李鸿章，在李鸿章的信任和保护下又被升官。马关条约签订后，舆论谴责李鸿章，袁世凯眼看李鸿章将要失势，迅即与翁同龢、李鸿藻联络，提供不利于李鸿章的证据，并亲自撰文，弹劾李鸿章。因此得到慈禧太后、荣禄为首的顽固派的赏识，官升至直隶按察使。光绪帝的戊戌变法因其向荣禄告密而惨败，他则踩着变法“六君子”的鲜血，取得了顽固派更加根深蒂固的信任，进一步飞黄腾达，直至官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后北洋军阀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了一个具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力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耍阴谋迫使清帝退位，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自己称帝。在他当权的几年里，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先后签订过100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他对历史倒行逆施，最终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取消帝制，忧病而死，从称帝到郁闷死去只有83天。
　　
　　 究其一生两个错误的理念一直在被他的大脑固守，这两个错误的理念也是他落败的本质原因。其一：为了爬上权力顶峰，可以甩开仁义道德，恩人可以卖，祖国可以卖；其二：他从小就接受的封建传统教育早已经渗透进他的血脉，让西方先进政治理念：民主，共和之类根本没有渗透到他大脑的机会。在他看来沿袭封建帝制是正常的，不是什么倒行逆施。
　　 这两个错误的理念如石头一般在他大脑里一滚再滚，滚出了83天的皇帝梦——可惜只是黄梁梦，到头来一场空，其命已呜呼。
　　
　　 可是，每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认为正常与合理的事；唯有对自身反省，才是客观认识自己并改造和提升自己的出路。但是，自省，是让自己的心灵十分疲劳的事情；尤其是过度的反省，是一种自虐、不自然，甚至反自然，这和我在年少时候反复拷问生命的终极意义一样，过度的拷问反省，是反自然的行为，它，不会给你的灵魂带来真正的快乐和轻松。
　　 因此，这些为了追求物质世界看似美好的东西不择手段的人，他们虽然在错误地盲奔，但是他们在滚石头，即在简单重复的过程中，应该是快乐的，甚至是自我陶醉的。灵魂因被自己对世界错觉的认知、错误的理念（他们觉得那是大智慧哦）支撑着，是安稳的，灵魂的归宿就隐藏在他们盲奔的过程中。或者说，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了一个虚幻安定的地方，他们在漫长的生命里，灵魂是安宁快乐的，虽然是错觉和幻觉。他们一生中若有灵魂的不安，那也只是存在于他们坠落的那一瞬。
　　
　　 这样的生命过程我不会去演绎：一、我没有那本事，做大坏人也是需要一定的智慧和历史机遇的；二、我反感甩开仁义道德的生命过程。至于人为什么要讲仁义道德，甚至要克己去利他，这是常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于这些为什么是常识，那就别再追究纠结了，否则开在天界的幽冥的彼岸花又要向我招手了。
　　
　　 还有一类人，一生也在追逐权力、功名，但是不至于不择手段，他们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尽量寻求平衡点，他们的生命过程也证明了在利己和利他之间是可以找到平衡点的。
　　 我们来看看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他从小饱读诗书，志向远大，很想干一番大事业。正在他于襄阳隆中山隐居待时时，受思贤若渴的刘备三顾之礼，提出著名的《隆中对》，效命刘备的政治生涯也由此开始。他帮助刘备联吴抗曹，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建安二十六年刘备是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建立蜀汉政权，刘备称帝，国号汉（也叫蜀），他则被拜为丞相。后刘备伐吴失败，诸葛亮受刘备托孤于永安，忠心辅佐幼主，事政无巨细，他都亲力亲为，鞠躬尽瘁，一心为刘备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