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喜欢爬到父亲的背上戏耍，父亲脖颈后有个“肉疙瘩”，总让我好奇，我爱用小手去抓揉、拍打。那个肉疙瘩，圆鼓鼓的，有我的拳头大小，抓在手里硬实实的，拍打起来晃悠悠的，推着还能上下左右地活动，很有弹性呢。那时人小，只是觉得好玩、有趣，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及至长大了才晓得，那块“肉疙瘩”叫“扁担瘤”，长期挑担子的人，才会形成这样的肉疙瘩。
　　 扁担瘤也是一种肌肉组织，突出于脊柱的上端；因人而异，多有鸡蛋、鸭蛋、鹅蛋大小，它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农村男人们的显著特征之一。顾名思义，它跟“扁担”有关，由于长期从事挑担子的活，在行走中时常转换着肩膀，于是扁担来回磨压着后脖颈处，那儿便由起初的红肿、消退，再红肿、再消退到肌肉渐渐增厚而形成了“肉疙瘩”。“肉疙瘩”会随着挑担子的不断磨砺而缓慢地增大。我见过最大的是庄子北头刘三爹那“扁担瘤”子，竟有吃饭的碗那么大，晃悠晃悠地堆在后脖颈上，已严重地影响着脖颈的转动，其实那已是病态的“瘤”子了。
　　 真正细心地端详过父亲那“扁担瘤”子是在我考上高中的那年夏天。父亲为给我筹集学费，将家里土法子晒盐余下的卤水挑到大舅家那儿卖。这卤水是用来淀豆腐的，要比水重得多。那盛八十来斤水的水桶，盛满卤就得有一百斤，两桶少说也有二百斤呢！大舅家住在灌河北边的三庄，属灌南县的，离我家四十多里地。父亲挑着满满的两桶卤（卤面上放些芦苇棒棒，以防卤水晃荡出来），过了灌河就一路向北，边走边卖着。不过，那担子的重量总不见轻，因为买卤的人家多是拿黄豆换的，一碗换一碗，斤两差不了多少。所以，这二百来斤的担子，待挑到大舅家，人也就累瘫了。歇上一宿二日，待卤全卖完了，还得把豆子挑到集市上卖掉回家……
　　 那天，刚到家的父亲还没来得及坐稳，几天没见着他的四弟象我小时一样，一窜就上了父亲的背，伸手就去抓弄那肉疙瘩。父亲“哎呀”一声的惊呼，差点儿把弟弟给摔下地来；弟弟吓得傻愣着，我和母亲都跑了过来。对着母亲，父亲强笑着连说没事，没事！可我看见父亲两个肩膀连着脖颈都是红红的，真像人们戏说的“潮头肉”一般；那“肉疙瘩”肿得又大又高，大半都破了皮，正渗出细细的血珠子；一处被弟弟的小指甲划拉出一道口子来，几颗豆粒般大的血珠子从口子里慢慢溢出，有的已滚落到背上。母亲见了立即红了眼圈子，她迅疾到园子里掐了几片“乌朵朵”（一种野菜）的叶子来，用手掌拍出汁后，小心翼翼地、一片一片地贴在父亲“扁担瘤”的破皮处。乡下人都知道，“乌朵朵”叶子有止痛消炎的作用，贴在伤口处还能防止苍蝇的叮吸。贴得妥当后，母亲才不无埋怨的对父亲说，你就知道不要命的苦，少挑一点，多跑一趟不行么？看把这肩膀磨的，得要疼上多少天哟！
　　 当时，我和四弟都让这情景惊呆了，四弟还小，不懂事，而我，心里却酸楚得很：我的学费钱可是父亲用血汗换来的呀！
　　 ……
　　 进入高中读书的那些日子里，我努力，我勤奋，我刻苦，我不断以优异的成绩去抚慰着父亲那肿得又大又高，渗出细细血珠子的“扁担瘤”。
　　 父亲的“扁担瘤”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它伴随着我成长，它鞭策着我进步。在部队训练、拉练特别紧张的岁月里，在企业二十多年的艰苦工作中，甚至在我下岗后蹬三轮、修自行车那些贫困交集的年头，只要是身处艰难困苦的时候，父亲那肿得又大又高、正渗出细细血珠子的“扁担瘤”就会在我眼前浮现，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样挥之不去。它给我信心，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使我能坦然面对一切困难和挫折。因为我知道，我所经历的苦难，哪里能及得了父亲的九牛一毛？
　　 目击父亲那肿得又大又高、渗着细细血珠的“扁担瘤”，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至今每每忆起，我的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感恩、酸楚、愧疚和无奈的复杂情感，因为我深知，“扁担瘤”所体现的其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对家庭、对子女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堪比天高地厚、山高水长……
　　 如今，社会发展了、进步了，挑担劳作的人很少了。据我所知，只有重庆等少数山城以及泰山、黄山等旅游景点，还有靠挑担谋生的“担担工”和“挑山工”，想必他们的肩膀上肯定还会有“扁担瘤”，毕竟，这是长年肩负重担的人的职业特征之一。
　　 “扁担瘤”所承载的担当力量、所体现的责任意识以及所蕴含的吃苦耐劳品格，其实正是我们需要继承的一种精神、需要宏扬的一种文化和需要光大的一种品格！
　　 但愿父亲的“扁担瘤”，能“克隆”在我以及我的子孙们的血液中和骨髓里，让它成为我们家庭的“传家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