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电视上和媒体上报道的我们国家的登月计划，我们知道这全仰仗于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国内没人懂火箭的年代，他挑起大梁敢出头，创造了中国航天业的奇迹。这是一个敢为人先的最佳实例。
　　 曾国藩说：“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人要成功，因素很多，但一个“敢”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进入社会，行事之初，大都要带有几分懵懂，但是我们总是被客观条件不具备的畏难情绪所左右，不能立即做想做或该做的事，从而蹉跎岁月。
　　 清朝人彭端淑写过一篇《劝学》的文章，讲到两个和尚一穷一富，都想去南海的事，就典型地说明了这种现象。富和尚以为去南海要筹措一大笔钱，总觉得自己筹不够，没有成行。而穷和尚身无分文，说去就去，一路化缘，去成了，就此，彭端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自立者也。”
　　 诚然，“敢”，关键在于把握好敢的时机，并不一定需要以众人的标准为标准，大家都敢做的事，并不能说明“敢”的真正内涵，而大家都不敢而该做的事，才是敢中的勇敢。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自慰和权宜之计，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的信仰、理念，断不可取，必将难有所成。
　　 自小我们就被告知要循规蹈矩，稳稳当当，尽量与大家趋同，这也造就了大部分现代人的悲哀。我们要冲破繁文缛节，避免画地为牢，敢为天下先，为自己计，为他人计，不可不察或必掌握一些策略性的敢。
　　 出头是一种精神，一种为人类谋幸福的艺术，尽管你会因此而受尽困扰，饱含艰辛，但当你看到路被人越走越宽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是那么值得。敢为人先就是想别人不敢想，干别人不敢干，走在时代的前列，但不可能人人拥护、人人赞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对你的敢为人先，可能有怀疑，还有可能反对，还有可能被孤立，甚至还有可能坐牢杀头。
　　 但风险往往又与机遇并存，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魅力，所以不少人才敢于冒风险。那就必须对利弊全面衡量，利大于弊，风险值得一冒；如果弊大于利，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本能，那就避之惟恐不远、不快，谁愿意去敢为人先，冒风险呢？但对利弊的全面衡量预测，是否科学、准确，就需要精密的头脑，那就不是靠霸蛮胡干了。1958年的大跃进，我们曾经提出20年跨入共产主义，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现了很多敢为人先，如水稻亩产5万斤、小麦亩产8千斤、彻底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等四害，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这种违反规律的做法，不得不引起国人深思。
　　 当机遇刚刚出现，它的风险远远大于利益，大多数人不敢沾边。随着事物的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全面，风险越来越小，利益越来越大。同时想接触它的人也越来越多，每个人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少了。当风险已经消失，利益已经一览无遗，每人分到的蛋糕就微乎其微了。这时候，新的机遇又伴随巨大的风险迎面而来。真正敢为人先者，就是敢冒风险，不计利害得失的弄潮儿。
　　 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靠遗传基因获得，而是要从小培养，体育运动有助于培养冒险精神。如攀岩、冲浪、跳水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有助于培养勇敢、冒险精神。前怕狼，后怕虎，树上掉下一片叶子也怕打破头，凡事谨小慎微，不敢冒风险，为人休想事业有成就。作为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就要大力提倡冒险精神。“敢为人先”体现了勇立时代潮流，善开风气之先，敢于争创一流的胆识魅力。一个国家和民族，若没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只能是没有生机与活力的一潭死水；有了敢为人先的勇气，才能有如浩浩荡荡的大海一泻千里，勇往直前。一个人若没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就是没有鲜血，没有灵魂，就难以成就事业。
　　 中华民族历来不乏敢为人先的先贤楷模。爱国诗人屈原曾在其伟大作品《离骚》中对敢为人先的精神予以高扬：“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艰难处境中敢为人先，挺身而出。范仲俺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口号，张扬敢为人先、关心民生疾苦的旗帜。鲁迅先生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吃呢！”一代伟人毛泽东更是身体力行，敢为天下先，率先在中国农村点燃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终于率领中国共产党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成了新中国。
　　 敢为人先，是一面旗帜，一种气魄，一种力量。敢为人先，就是要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锢，敢于作常人所不敢为之事；就是要敢于领风流之先，敢于立潮流之前；就是要善于探索、敢于突破；就是要抢先一步，抢占先机。
　　 敢为人先，是一个人成败的关键，也是一个人的血性，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是今天建立创新型社会的基础。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者，不失为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