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不设置误会来取巧，不生编诞妄情节，借转折提出悬念，环环相套，层层递进，奇峰突转，出人意外在人意中，借用通俗模式又不落入世俗的雅致艺术迷宫。读柳迦柔的惊险紧张涉案小说《女刑警队长》，我拿起来就没放下，犹如精神的磁石，一口气看完。作者以俗为雅、雅中藏俗写作之路，耐人寻味。
　　 《女刑警队长》是一部歌颂主旋律，讴歌人民警察英勇无畏的涉案小说，但因为涉案自然有迷离的悬念，有紧张惊险的内容,所以在我的意识深处把它归于通俗小说之列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印象，是和通俗小说类型中侦破故事的惊险、刺激、传奇分不开的。通俗小说表现的内容,是以故事引人入胜，通俗小说家为了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快感和阅读期待，实现故事趣味性和传奇性，往往在情节上突破常规的制约，脱离现实生活来苦心编织和营造故事，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但类型小说明显的缺陷是过于脱离现实，往往导会致读者阅读感受是虚幻的，没有真实感。那么，《女刑警队长》呢？我认为所述故事在足以满足普通大众偏爱传奇的同时，又能让读者切实感受到故事内容的现实性，弥补了阅读其它通俗小说的心理缺憾。《女刑警队长》小说以公安机关基层警队的日常侦破活动作为素材来构筑故事框架，所述内容尽管不是现实生活的翻版，但没有偏离公安工作和公安人员。从小说中可以看成出作者十分熟悉警营生活，对普通小民警生活的半壁江山，人物的举手投足，情趣追求都十分了解，描写的人物涉每个形象都是呼之欲出。编织的故事和设置的情节，都使读者感觉所来有出处，不会生出空穴来风的认识。这种基于现实生活的内容表现，大大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和逻辑的说服力、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严密而又富有张力、引人入胜，人物塑造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弥补了通俗小说这一缺陷。它在通俗的总体框架下，体现出警察题材的鲜明艺术特色，将通俗题材与严肃题材有机结合，做到了雅俗共赏。
　　 《女刑警队长》还具有通俗的“官场小说”特征。《女刑警队长》在为时代立言、为英雄放歌的同时，也直面现实，深刻揭示了社会转型期存在的腐败现象和丑恶行为，从这个层面来说《女刑警队长》也具有通俗的“官场小说”的特征。“官场小说”作为类型小说的一种，其源头是清末盛极一时的“谴责小说”。鲁迅先生在论及“谴责小说”时，曾说这类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女刑警队长》的多重价值之一，即在于作者敢于“揭发伏藏，显其弊恶”，把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暴露出来，并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挞，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女刑警队长》中的腐败分子张旭东、林克、张华，不法之徒王岛屿、王德利、洛丰、王晴等或死于非命，或被绳之以法，显示了作者秉笔直书的艺术勇气和坚持社会正义的道德良知；表达了作者严肃的道德立场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充分发挥了文学扬善惩恶的劝世功能，带给读者艺术的享受和对人生、社会的多重思考。这部有着独特韵味的文学作品，其正义感和深切的忧患意识是普通通俗小说难以达到的境界，让读者灵魂受到洗礼，把读者的神思引向了一个致高的境界。
　　 读《女刑警队长》，感受到作者不但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还特别强调小说的美感作用，除了情调尤其是把语言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作为一部警察小说，故事情节上的曲折性和矛盾使语言具有对抗具性和激烈性。《女刑警队长》以社会为“经”，主要描写人们眼中无比神秘的警察生活，无疑在情节上同样具有曲折离奇和矛盾的激烈对抗，这也是读者的需求。它所取材的现实对象也是公安工作——惊险的贩毒与缉毒，犯罪与打击刑事犯罪，这对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冲突剧烈性的敌我矛盾，同时也牵引出男女私情，以及背后人心的隐秘、复杂，人性的阴暗面。但作者非常注重作品的正面效果，坚持作品的纯洁性及美学价值，这些在“通俗”中本应残酷的情节，在小说中通过作者细腻、优雅的笔调和语言也变得悠远、静然，这又是以其情为“纬”的叙事格局。在故事结构上不作淫声，也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情，作者注意从时代的主潮中汲取诗情，在关注知识警察这个特殊群体中特殊的人物――一个女刑警的命运、描写人物情感生活等方面呈现出女作家独特的洁雅视野和语言艺术。小说中的女刑警队长，名叫华剑，“因长期在外奔波而被晒成古铜色的皮肤，打量着她那挽得干净利索的头发，打量着她那貌似纤纤却有力的双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敢悄悄用这种过于专注的眼神，打量这个集冷静、强悍、敏锐、美貌于一身的出色女人。”还有对张枫的描述“坐在警车后席上的，是无论从形象气质还是身材上都向影视超级帅哥王小明看齐”这些语言，清清爽爽，干净利落，有一种跳跃之感，灵动异常，生动鲜明，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主人公的钟情和热爱。
　　 《女刑警队长》叙事模式无疑是通俗形式，但它是以俗为雅，雅中藏俗，是高雅文学和通俗化的结合体，既能满足文人雅士，也能受到普通市民阶层的喜欢。《女刑警队长》有一般通俗小说中“俗”的一面，顺应时代的潮流，表现形式是一个固定的套路，集中地体现在以案件为写作重点，遵循着案情展示——侦破过程——真相呈现这样一个高度模式化的公式来推动和演绎故事的发展。应当说符合读者的阅读惯性和思维逻辑,也是对案情本身曲折情节的天然利用。当华剑于千头万绪中理出一些线索逐步追查时,读者往往看到了真相大白的希望，可随着线索的一条条中断，对案情真相大白的希望一次次陷入失望甚至绝望的境地。在这希望和失望交替中,《女刑警队长》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产生了无穷的阅读魅力。小说中案情展示——侦破过程——真相呈现这样一个“俗”的叙述模式是与公安工作实际过程相吻合的，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的认识规律。同时，作者巧妙地将言情模式结合于内，继承传统小说的审美情趣，以委婉的文笔，伤感的色彩，描写人的心底波澜，倾注主人公的感情风暴，深深地刻划一段栩栩如生的伤感生活色彩，使作品具有近似音乐和抒情诗的魅力，象音乐和抒情诗一样打动人。即使在描写坏人王岛屿的死时，也没有一句龌龊语言，干干净净，“王岛屿一直坚持着，似乎不想这么快就死去，仿佛在等华剑的到来。看着华剑手捂着肩膀蹲在他的身边，王岛屿歪斜着的嘴角漾出了一丝笑意。他的嘴张了几次，终于开口说话了。那也是他能留给华剑的最后一句话：‘华剑，我爱你。直到死去……’”读后，无不让人动容。小说的最动人之处在于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正直、美貌、执著、睿智的女子形象，这是通俗小说模式的正面女主角的典型描写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刚好给予了作者更多的创作空间，所追求的语言美感提供了有利条件，让读者在小说主人公身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产生共鸣；让读者在物欲横流、情海孽缘泛滥的当代，唤醒沉睡已久、麻木的人心。华剑的形象犹如烦恼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清新纯白而脱俗高雅，闪烁在她身上的个性之美、情感之美、智慧之美和情操之美，体现了当代中国优秀知识女性的美好境界。这个充满理性和感性色彩的人物形象，是作者的理想化身，她用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构思，独特的语言所创造出了通俗小说的境界美、执着美、遗憾美，达到了化俗为雅、大惊大慰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