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带着咸味一阵阵地吹来，正是人间四月天，天气是醉人的温暖。杏花和海棠盛情地开放，斜风细雨里，满地都是吹落的粉色、浅红的花瓣。梨花还刚刚含苞，娇羞的从树枝间探出头来，紫燕在百花绽放的林间来回穿梭，飞翔了一天的水蜻蜓已在河草上停歇。在这暮春与初夏交接的夜晚，伴随着时起时伏的蛙鸣，我降生在这个胶河边上的小镇。虽然，七岁后离开，我再也没有见过小镇的容颜，她却融入我的血脉，成为终生的记忆。
　　 这个叫做阜安的小镇，距离青岛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北魏时，她曾是胶州治所，“领东武、高密、平昌三郡”，可以想象当时的高墙大城。大海潮起潮落，月亮时圆时缺，往事越千年，当我出生的时候，她依旧是个平凡小镇。出生刚满月，母亲就抱着我到青岛亮相，八大关、鲁迅公园、栈桥、小青岛……一路接受海风沐浴，满耳灌入海潮。从此，不论走到天南海北，我都不假思索的告诉人家：我是青岛人。
　　 其实，我算不上真正的青岛人。从母亲温暖的怀抱落地，摸爬打滚，蹒跚走路，我童年的生活，都是在这个小镇上度过。镇上繁华处就一条街，东西走向，叫做寺门首街。街上有锅饼店、皮革店、杂货铺、三两家肉铺、几个小饭馆，一家百货公司，一座电影院。街面是青石板铺就的，上面走着朴实的行人，有挑担的或推独轮车的小贩沿街叫卖，偶尔有辆自行车路过，一定会招来路人羡慕的眼神。从锅饼店向南转弯，有条幽深的胡同街面，叫做分水岭街，街面凹凸起伏，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顺着街面走到底，有个满月型拱门，走进去，就是我家的住处了。我家的门前，是个中药房的煎药锅台。
　　 小镇上，没有多少住家，小镇的居民似乎大多相识。每个周末的傍晚，人们听到街上“呱哒、呱哒”的脆响，会看到一个小小孩儿，穿着叫“呱哒板”的木屐在鹅卵石上蹒跚，摇摇晃晃的向北走向锅饼店。一会儿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医生，会操着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呼唤她的儿子，飞跑过来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把他拎回家去。女医生值班去了，胡同里又响起“呱哒、呱哒”清脆的声音，小小孩儿又顽强的走向锅饼店。过一会儿，他又被抓住了，这次是一个雄壮的军人，把他扛在了肩膀上。小孩子骑在军人的肩上，一手招摇着，一手抓着一只比他的脑袋小不了多少的大苹果。他一次次的逃向锅饼店，全都源于这苹果的诱惑。他不知道爹爹来自青岛流亭海军航空兵机场，只晓得他在这个时刻，一定会在锅饼店门前出现，黄色的手提包里，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苹果。童年，我和父母的游戏一直在小镇上继续着。镇上的人们都夸说：这小子鬼机灵。
　　 冬天，街上飘起大雪。北方的大雪天，远比江南要冷得多。这时候，爷爷从乡下来到这个滨海小镇。爷爷来的第二天，提出要去看火车。于是爷爷抱着我跑了许多路，祖孙俩坐在马扎上，看一列列蒸汽列车喷着黑烟跑过，一直看到夕阳西下，还恋恋不舍。回到家，爷爷对儿媳说：嘿，真是怪了，这铁流不吃不喝，像长虫一样窜得飞快。娘听了，笑弯了腰，一直把眼泪笑出来。
　　 爷爷在小镇的大部分时间，是带了我这个长孙到锅饼店去晒太阳。和他一块晒太阳的还有县委书记的老爹。两个乡下老汉在一起，一人一只旱烟袋，一边吧嗒、吧嗒的吸旱烟，一边说些农家话，亲密得就像老哥俩。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县委书记总是亲自来喊他的老爹，对我的爷爷，也总是一口一个大爷。那个时候，干群关系真的是雨水般亲密啊。谁也没把县委书记当个什么官，他就是农民的儿子嘛。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江南的官场上，每当我看到那些颐指气使的官老爷，就会想到儿时，县委书记在两位老农民面前的那副谦卑模样。唉，我们的党风什么时候能回到五六十年代？
　　 小镇上没有什么出产，能够骄傲的是胶州大白菜和里岔黑猪，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不过是过年过节或家里来了亲朋好友，包饺子的材料。那个时候，小镇上的人是清贫的，县委书记的身上，也打着补丁。有次我饿了，就到中药房锅台下，捡拾中药渣里的枣子吃。我是少校的儿子，生活本不困苦，但是父亲是个忠孝的人，他把几乎全部的收入，都寄回乡下，资助亲戚和乡邻了。三年自然灾害，因为，有了许多在外工作的山乡儿女的赤子之心，小小山村，没有人逃荒，没有饿死一个人。当我成年后，回到江南，父亲曾问我：当年，你小小年纪，营养不良，得了贫血症，你恨我吗？我不假思索的说：不恨。爹爹你是个好人。听了我的回答，老爹眼里噙满了泪花。
　　 我因为父亲常常要战备值班，母亲也时常下乡巡回医疗，因此，童年过得无拘无束，像只丛林里的野猴。二岁多点，我就自己到食堂打饭吃，人矮够不到窗口，我就先跳到高处看好饭菜，然后来到窗口把手伸过头，嘴里大喊：阿姨，给我打饭。其实，打什么饭啊。六十年代生活困难，食堂里的面食，只有玉米做的黄窝窝头和地瓜粉做的黑窝窝头。我一个小小孩儿，吃不下一个窝窝头。而我的身边总有一群姑娘、小伙子，像饿狼一样紧紧盯着我。当我吃饱了，就会有自称姑姑或叔叔的过来抱起我，挠我、痒我，在我的欢笑里，把我的剩饭，填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他们大多是母亲的学生。有个绰号“万老头”的，自称是我干爹，骗我的吃食最多。
　　 我的童年，过得很自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小镇上到处溜达，看人家打铁，看人家做皮鞋。夏天常常有我不认识的人给我一块棒冰，冬天常常有人塞给我一块火烧或煎饼。有一次，我跑累了，就在百货公司的台阶上睡着了。母亲从山村巡回医疗归来，半夜不见我在家，急得哭了。正在她急得团团转的时候，百货店的主任，把我抱回来了。古朴的小镇，从来没有丢过孩子。在这个充满爱意的小镇，我可以进到任何人家的餐桌，睡到任何人家的炕上。大人们都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我是大众的儿子。虽然，早过了知天命之年，我还总忆起童年的温馨。那个时候的人心，纯净啊。
　　 七岁那年，因为父亲部队移防，我们要离开滨海小镇。部队来了辆大卡车，把家里的床、柜、桌椅板凳都拉走了。我抱住一个军官的腿，大声抗议：为什么要抢我家的东西！一声长叫后，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军官没恼，笑着说：嗨，小东西，你属狗啊？母亲和军人们都笑了。娘对我说：儿子，这些都是公家的东西。我哭了。我第一次知道，我的家穷得唯有四壁。我不明白，我的父母都是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军官，为什么只有一只盛衣服的破纸盒子和一只吃饭、洗澡两用的木澡盆？那澡盆还是我出生时，南京外婆送我的。军队的汽车走了，娘拉着我的手，上了小镇。走了好多人家，挑挑拣拣，最后买了一只半新的槐木箱子。这只箱子是当时家中唯一的私人财产，它后来跟着母亲到了江南老家，一直用到现在。也成了那个滨海小镇，唯一留下的实物纪念。唉，和如今住别墅、开宝马的官员相比，那时的干部，真的是人民公仆啊。
　　 时间如流水般地过去。不知不觉我在江南住了三十多年。离开小镇也差不多有了半个世纪。终于有一天，单位派我到青岛去参观学习。当我再次站在栈桥上的时候，心情像身边的大海一样波涛起伏，难以平静。当朋友们听说，我就出生在离青岛不远的滨海小镇，都鼓动我要回去看看。很多人说愿意和我作伴。是啊，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啊。
　　 四十多年前，我离开小镇的时候，小镇是青石条的小街胡同，到处响着“呱哒、呱哒”的木屐声，现在该变成柏油大马路了吧，在皮鞋的世界里，木屐还有吗？小镇上的四合院还有吗，该不是变成了耸立的高楼？那些锅饼店、铁匠铺、鞋子作坊、小酒馆儿还有吗？该不会早就成了超市？那高大的牌楼，庄严的城隍庙还在吗？该不会早就被广告牌和歌舞厅所取代？最要紧的是，当年那些送我棒冰、送我煎饼，把我让上餐桌、送上炕头的小镇人还在吗？花开花落，叶荣叶枯，人事在岁月中成长、凋谢……我在去与不去间犹豫、困惑……
　　 我终于没有跨进已经启动引擎的汽车。
　　 就让我把一份童真封存在记忆中吧，那北方的海风，那滨海的小镇，那淳朴的小镇人，那小镇人厚道质朴的深情。我不愿打碎这永远美丽的梦，我要她伴我终生……
　　 江凤鸣2011年8月14日写于梁溪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