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三十有年，梦里梦外总是故乡的人，故乡的景，故乡的山泉清又清，故乡的女人靓又美，故乡的风俗醉人生。
　　 昨夜，张婶又一次走进我的梦境，她笑容可掬地引领我攀过了一段山路，趟过了一条山溪。和我像亲兄弟般地亲密无间，像朋友一样谈笑风生。而在梦里的她就是七仙女，就是祝英台，穆桂英，是聪明，智慧的化身，是浪漫、温馨、善良的象征……
　　
　　 （一）
　　 张婶当姑娘时叫名叫张苗，是灞河东岸陈家村的女子。其父是个老实巴脚的农民。
　　 在我的记忆里，她的父亲已衰老得像头病牛，憨厚忠实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个正常人的微笑和谈吐。而其母亲虽然穷愁潦倒，年老色衰，但仍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其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叫人都能想到《水浒》中的潘金莲，《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的影子。
　　 六十年代的西安东川，仍然笼罩在一片饥寒交迫揪斗不断，狼烟四起，民不聊生的穷困境地。连年的政治运动——窝里斗，斗得人闻风丧胆，望而生畏。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又使三村九寨少了些狗叫鸡鸣。为了吃饱肚子，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男人们只能赶黑走夜路，上山肩木头，拉运木椽挣几个脚费钱；女人没黑没明地纺线织布，织皮实厚重，清淡素雅，人见人爱的床单布，到渭河以北去换粮食换钱，以缓解燃眉之急。
　　 张苗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她上过省城，东到过商洛河南山东；西到兰州天水；南到有“天府之国”称谓的汉中四川；北上过北京内蒙。这在当时，连做公家事的大男人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是，她凭着女人汽车师傅不管老少，不论粗细，都会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地向她搭讪，给她让路。而且是不收分文买路钱的，还得为她管饭，卖她的住宿。
　　 这在那个年代，凭一般的想象和推理，那是不可理喻的，也是违反人伦的。因此，像青苗姑娘这类风流女人的传闻每一天就有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段子，每月就有几个关于她叫人啼笑皆非的版本流传于世。于是，这儿的人就把能让长途汽车停下的人叫“站长”，而且按村子在公路的位置命名为“东站长”或“西站长”。这些方位站长是个雅号，其实它的潜台词是“通用粮票”、“官碾子”，是指哪些以身侍人以色伺人的名花碧玉，是当地最损人的贬意词。
　　 那时候，我的年龄尚幼，还弄不懂人们见了青苗挤眉弄眼，侧目吐口水的真实含意。这些是我日后成人时逐渐弄懂的。
　　
　　 （二）
　　 青苗嫁给我大年爸，当了我的大婶完全是我母亲的功劳。不是我母亲穿针引线、独当一面地大胆保媒，张婶早该让西安的驾驶员或者工作干部领走了，那里还会嫁到我们秦门一个穷家小户，而且是一家有三个“光棒”的人家。
　　 据老人说，当年青苗的老父亲与大年的爸爸虽然不在一个村，但在一起共事，都是一等的赌棍，是天生的老赌徒，像一对狼狈为奸的孪生兄弟。旧社会，他们可都不富裕，有银元赌银元，有铜板赌铜板，连几文不值的麻钱也会为之赌个浑天地黑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只要一赌红了眼，连衣服裤子，房子老婆都可以作为赌注押上赌桌的。
　　 青苗只有十岁时就被他父亲残忍地押给了大年的弟弟二年作媳妇。要说残忍吧，是因为二年生得贼眉鼠眼，又粗又俗，亚赛《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红灯记》中的王连举或者戏剧人物娄阿鼠这之类的。他没有继承父母的半点优点，却是一个游手好闲、四体不勤的懒汉。这样的人不说青苗长大了不会嫁他，就是每一个良家女子只要听了关于他的风声传闻也会退避三舍、呕吐三年的。
　　 然而，没有规距不成方圆，赌徒有赌徒的规距，射箭有箭客的办法和准则。大年他爸敢冒“大麦先黄还是小麦先黄”之天下大不韪，把青苗赢给了二儿子，也完全是出于二儿没出息不成器的考虑。在旧社会，即使是设下的圈套，布好的埋伏，只要你不识时务钻入了机关，你就是桌上的菜，锅中的肉，野兽和赌徒口中的美味佳肴了。仁义理智信是立身扬名之本，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想不到解放后推倒了陈规陋俗，不兴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了，更不会容许什么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和“赌桌婚姻”。况且青苗的老父已死，母亲守寡，口说无凭。尤其是经过十多年来的打磨，青苗出脱得像个花朵朵：要身条有身条，要人才有人才，要灵秀有灵秀。秀色可餐，树大招风。整日里提亲说媒的踩矮了门坎，挤破了炕席，追求者不是村支书的亲戚，就是工作队长的连襟，要么就是民兵连长，煤矿工人自己推销自己。就这样推前搡后、络绎不绝，少说也有几个加强连吧。青苗走南闯北，东上西出，车来车往。首府北京那个地方没有去过，什么样的场景没有见过，就是不理这个碴，不买这个账。
　　
　　 （三）
　　 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青苗唯一的长兄叫庆绪，也是陈家村的一个秀才，一名宿儒。能掐会算，能说会道，对于一个有七千多人的大村，他都能料事如神，他当村踩一脚，全村东南西北都会晃摇的。可是就是对妹妹的婚事，像年糕掉进灰里面，吹不得，打不得，抖不得。眼看青苗长过了二十四、五岁还瞅不稳对象。六十年代，男二十，女十八，当婚当嫁一枝花。二十四五没人问，姑娘再好自修坟。也就是说陈青苗已到了嫁不出去的年龄了。
　　 青苗家与我小姑家住对门，是亲戚是邻家又是好朋友。
　　 小姑与我母亲——她二嫂又如胶似漆。因为小姑幼小时被人抱养了去，长大成家后爸爸与她兄妹俩才重新聚首认亲，成为手足的。我们两家虽然隔着一条灞河，住得又近，小学我有几年是住在小姑家的。因此我们两家来往频繁，无话不说。朋友的朋友都是朋友，亲戚的朋友就亲上加亲。所以，我母亲动了心思，硬是给青苗把个“二”字改了个“大”字。因为大年是个正派军人出身，在部队里入了党，提了干，人长得又魁梧漂亮，就是文化修养也叫全村寨的人都颔首称道。全村人都评价说：“部队里出来的人，就是跟咱哪些山野小子不一样。”
　　 大年复员回来了，也是一个农民。那年月，农民的日子少不了也是清苦的。正儿八经的当农民挣工分，一个工日才值两三毛钱，这点钱只相当于15盒火柴，或五六个鸡蛋吧。即使三十天一日不拉地干，也就只挣15元钱，只能买四双解放鞋或者几条宝成烟吧。一米凡立丁要4元钱，一辆飞鸽车子要180元，还需凭票才卖给。一个大姑娘嫁出去，满打满算官礼才给180元，到文革后期最高价才涨到360元。那时候流行一句顺口溜叫“一黄二蓝三灰色，最后嫁个黑脊背。”黄色代表着军人；蓝色代表着中山装有四个兜的干部和学生；灰色是灰褐杂色和分不出颜色的通称，属于下流社会的低等人。而嫁给农民，那是万般无奈的痛苦选择。
　　 人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如果说婚姻是一只风筝，那么青苗与大年风筝的红线就是我母亲牵扯出来的，也是我母亲一手筹划放飞的。
　　 大年的两个弟弟年龄都不小了，都是六月的萝卜——少教。对于自己年迈的父母又吹胡子又瞪眼。冬天不给烧火炕，夏天不给担烧柴。家里常常是缺米少盐的，日子过得十分紧吧。但是自大年从部队一回来，这个家突然就有了生气，有了人气，有了财气。因为大年孝敬老人，团结邻里，具备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素质和才干。但是在那个痛苦的年代，一个大村庄只出了两个中学生，大家都是忍饥挨饿，吃糠咽菜，能吃饱苞谷面就不错了，有顿白面吃就是最大的富人了。吃清油像点眼药，白面馍馍是留给病人和客人吃的。大年复原了，他一不抽烟，二不乱花钱，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后生，当了干部复转后部队给上几百元的安置费该是不成问题的。
　　
　　 （四）
　　 吉人自有天相。大年回家像太阳出坳，像月逢十六，使得当年自家的绳床瓦灶、断壁残垣蓬荜生辉。
　　 当时，大年复原在家只呆了二三个月，是休探亲假的。他的工作工资关系早已转入了西安的一座兵工厂，国家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大厂的副书记职务此是后话。大年也守口如瓶，从不对任何人提起。都长到二十六七岁了，说个合适的姑娘的确是十分困难的。当我母亲把青苗介绍给大年之后，青苗一反常态。
　　 首先是她终日合不拢嘴，见人就是绷不住地微笑，笑得阳光灿烂，笑得花枝招展，笑得天花乱坠。本来那种清水出芙蓉的美人儿，人高马大，秀颀水色，青春永驻型的秀女，想弹瑟琶犹遮面，欲盖弥彰更醉人。大年一见如故，心里好像有二十五只兔子入怀——百爪挠心。但是，他终究是个有教养有风度的军人。有教养有风度就注定了他深谋远虑、有城府有见地。果然，大年爸对青张婶一见钟情。他们就在我家的厦房里见的面，彼此说了很多。青苗问了很多，当然少不了投石问路，敲山震虎。大年也是兵来将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也游刃有余，不显山不露水，恰到好处地把青苗一颗舛傲不驯的小牡鹿的芳心掘在了手中。
　　 岁月的流逝，三月两月是很短暂的。但是，在谈恋爱的男女之间却是十分迟缓漫长的。大龄男女即使梁山泊与祝英台，放在那个动乱的年月里，也是婚姻缺少浪慢，缔结良缘也没有对龙凤呈祥，花好月圆的凯觎与憧憬的。
　　 直到张婶踏上了婚姻红地毯的前夕，她才乐不可支地显得十分亲切地附下身子，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你二球爸当了军转干部了，还是个小头目呢！”
　　 这叫我心里多少有点惊诧。那时我才考上重点中学不久，村里镇里几乎没有几个能叫我羡慕的。真正称得上英雄伟人只有一个，就是现在在家劳动的改朝哥，他是三秦著名画家，西安市叫得响的丹青圣手。因为书画逆潮流而动而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的。和他谈文化，谈文学，谈历史沿革，谈人物去留，他就是故乡的风土人情，万事万物的活字典。而且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好像这些人物和大事记是经他的手写就的。可是，他太悲观了。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教训我：“老弟，你知道屈原和陶渊明吗？屈原遭谗害，投入汩罗江而死；陶渊明‘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还有儒家创始人，万代宗师孔丘，一生怀才不遇到处碰壁，连老人和孩子都趣笑他。”
　　 改朝哥的名言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是“学而优则士。”而是“述而不著”吧。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杀之人皆有著述。清朝的文字狱里有一冤案，叫做“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红楼梦里空空道人的唱词否定了酒色财气，功名利禄，真正有修养的大隐圣贤是四大皆空，看破红尘的人……
　　 而大年爸气宇轩昂，精神抖擞，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希望与幻想。一个消极出世，一个积极入世，急于跨马出征，为国建功立业。对这两种特殊环境的特殊人物，我只能选择“生命诚可贵，知心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不可少”作为我的奉条。我珍爱改朝哥的圆滑与世故，我更喜欢在那个年代具有牺牲与献身精神生与斯长于斯的“最可爱的人”。
　　
　　 （五）
　　 张婶嫁给大年爸是桩天设地造的美满婚姻，也是有真正爱情内涵的婚姻。因为大年爸穷得三兄弟守了两间破房，连结婚的新房也是租我家的前房住的。谈恋爱之时，大年爸装傻充愣，语无伦次，言不高声。用张婶的话说那叫做：“腾云驾雾式的二百五，肚子里没有回肠的烂瘪三”。从谈恋爱之初到她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你二球爸”从来都是张婶对大年爸的称谓。直到我漂泊新疆之前，始终没有更改过。但是他们之间的真情真爱是任何人间世俗的力量所阻挡不了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张婶成婚之后，大年爸就到西安国防厂上班工作了，而且一去好久。他们天东地西，始终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一年也不见得能回来团聚一次。张婶正是热血青年，因为从小到大那桩赌桌上的历史冤案，她压根儿对大年爸的父亲——他的阿公爹就心存余恨，那里能热得起来呢！对大年爸的两兄弟更是见了如冤家对头，像吃了苍蝇一般呕吐恶心。这些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事物。好像“既生渝，又生亮”，既生针尖，又生麦芒，真可谓是相生相克，又相反相成。
　　 那年月，新媳妇不经公爹允许朝城找男人是要被人耻笑为不守妇道，放浪形骇的。而朝一次城的花销少说也要花一个男劳力全年的收入吧，这是令村里人十分心疼的事。另外，还有任何人出门都得向革委会或贫协会写请假条，请了假才能离开。否则轻者揪斗，重者戴高帽子游街。张婶从不这样想：她是谁，她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只有她自己知道，“爱人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她就是管领导干部的干部。”
　　 当三村六社，一县八乡的姑娘们都躲在家里做女红，跟着男人修理地球之时，张婶早已是走州过县，做粗布或者贩卖小商品生意的商人。她腰里有的是大把的钞票，她一个月两头要到省城里与丈夫邂逅相会，回来之后不开会不出工不请假，连晚上的归宿都想寄宿租住在我家。（我父亲在外工作，很少回家）因为和我母亲投缘，又是大媒人大恩人，还因为我家是她上档次的众姐妹的聚集点。这些姐妹们都是有头有脸的职工家属，简单地说就是吃商品粮的：父亲是乡医，就是拿工资的公家人；水婶的丈夫是个中学教师；苍叶婶的男人最次也是个大队会计。她们到一块拉前扯后，妯长娌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至人伦小至造化无所不说，无所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