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上诉无效，彻底服输
　　
　　 1959年6月4日，对陈时舫来说这是个黑色的日子，也是长时间来白日梦破灭的日子。这天，时舫等少数几个未被宣判刑期的犯人被叫了出去，一个干部首先对时舫宣判。宣判他因犯有不服从党的领导，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伪装积极，混入革命队伍，破坏粮食政策，谩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党团员，包庇反革命分子陈继藩、杨勇潜逃台湾，反对党的政策，猥亵妇女，私藏黄金……后面的话时舫再也听不进去，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罪行名称，罪行多少他不在乎，他关心的是后面所宣布的几年刑期。终于说到最最关键的字眼：依法判处陈时舫有期徒刑四年。
　　 啊呀我的妈呀，这些狗生的真的胡来，我这么积极干、这么好的表现还要判四年啊，如果表现不好那该判几年啊？结果一查问，自己的刑期竟是十年！原来十年错听为“四”年了。
　　 陈时舫被宣判有期徒刑十年，并说在十天之内可以上诉，判决书以后补发。
　　 同牢笼的人怕他想不通，安慰他说：“已经便宜你了，你想想，人家光一条破坏粮食政策就判八年，要是数罪并罚，你得判多少年刑啊？依我看领导干部还是念你平日表现好才从轻判你十年的。”
　　 “放你娘的狗屁！”
　　 自从这家伙马屁拍到马脚上以后，再也没人敢在时舫面前提起此类的话题。时舫接下去的心思是上诉。
　　 上诉时间只有十天。牢笼里半个月才有一天休息，这一休息天称大礼拜，而大礼拜这一天比劳动日还紧张忙碌。恰好宣判这一天刚过了大礼拜，下一个十天之内是没有休息天的了。这时，要上诉的人都被看作不认罪服法的人，凡想上诉的人，写上诉书都只能在暗中进行，否则就对他先来个批斗会，先将他斗得死去活来。但时舫是一定要上诉的，他似乎在未宣判之前就有预感，早就铁定了心。
　　 用什么办法写上诉书呢？他首先做了周密的部署。他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仍在做统计工作，每天上下工可以带纸笔，偶尔坐下来写几句也没有人怀疑。在晚上学习时，又因为他是学习组长，学习会上做“记录”也是名正言顺的，他记的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谁也不会看他的笔记。他人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个别人就是怀疑他在搞什么小动作，也是开只眼闭只眼，当作没看见。就这样，尽可能每天挤点时间，在十天内写好了上诉书。
　　 他对那天宣判时所能记得住的，所有自己的罪名都不承认，并予以反驳：
　　 ……所谓的“破坏粮食政策”一事，事实真相是这样的：那一天中午收工回工区时，路经一处临时工棚，只见部分民工在用餐，部分民工则坐在那里看。我问看客吃过了没有，看客们说未吃。那为什么还不吃呢？他们说自己没得吃啦。我问起原因，他们说昨天未来做工，所以今天没有粮食补贴，今天做了，明天可领一斤补贴粮。当晚的会议上，我说老百姓粮食不够吃，并举了白天的见闻，当时大家也都表示同情，看法都是一致的，以后怎么就成了我破坏粮食政策的罪行呢？
　　 所谓的“谩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问题，事实与别人检举的有出入。解放初期，温州流行一种剪纸，两张四方的纸经过折垫后剪开，成为两行字：“介石回北平”、“朱毛二亡命”。温州食品合作工厂的人都会剪，我也是他们那儿学来的，那只不过当时自己年幼好玩而已，没有谩骂领袖的意思。
　　 所谓的“污蔑党团员”的事是这样的：根据现实，我把人的生命分成两条以下的命，即我的“二命论”。在历次运动中，党团员都吃得开，起骨干核心作用，而我们这些成份高的都成为专政的对象。人家高我一等。我就想，党员有一条政治生命，一条肉体生命，一共两条生命；团员有半条政治生命，一条肉体生命，一共有条半生命；普通人只有一条肉体生命；而我这些成份高而经常挨斗的人，连一条肉体生命也要打折扣，只能算0.8条或0.7条，甚至0.5条生命。这些都是我对现实准确无误的总结，谈不上污蔑不污蔑。
　　 关于“猥亵妇女”一事，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事情大概发生在去年夏天，我从淳分公路三工区工地骑自行车回来，路经一山坡，因又累又热，把车停在路上，人坐在路旁休息。附近三四十米的地方仍有工人在劳动。有个三十多岁的农妇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路过我自行车处，大概是山区很少有自行车，感到新奇，就停下来玩弄起自行车来。我看见了，就喝令阻止，可母子俩不听，还把车铃弄得叮铃叮铃响。我觉得休息得也差不多了，该回去吃午饭了，再次喝令阻止她，她还是不听，我就过去推了她一把，结果她的小孩子哭了。我很扫兴，就骑车走了。这也算猥亵吗？
　　 ……
　　 最后辩解说，某些罪名只不过是认识问题，应属人民内部矛盾，属“内矛”而不是“敌矛”，最多也只能算右派分子，并明确地指出，一切全是淳安县委副书记刘某利用职权进行报复的行为，有些事情从根本上说就是捏造的，有些是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有些是诬告的，有些是强加在自己头上移花接木的。最后他还作了说明，如果上级领导想进一步知道详细内容的话，自己可以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
　　 由于牢笼内的纸张较差，上诉书又写了那么多天时间，那么多次偷偷摸摸地写，写好后，所谓的上诉书已皱得不成样子了，但苦于没有时间誊写，也就把原稿交了上去，上诉于金华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书交上去后就没有回音，时舫也从未收到过什么判决书。他辛苦七八天写成上诉书，得到的好处是为他开专场批斗会，点名批评他不认罪服法。
　　 不久，他还丢掉了统计的工作，调到从严组。每个中队都有一两个小组的犯人因罪重些、顽固些、常犯监规、不服从管教等原因被编成从严组。进入从严组，行动更不自由，有专门的民警带班，其中还有戴脚镣的。好在识字的人不多，时舫仍然保留着学习小组长的职位。至于他被扣留的一些私人物品，如手表一只、黄金一粒，属官僚财产，应予以没收。逮捕时他身上被搜走的现金有一百多元的，现在只剩下五六十元了，这五六十元也予以没收，
　　 这时的时舫才彻底服输，尽管心中不认罪，表面上再也没有反抗了——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第七章常常拿笔的劳改犯
　　
　　 告别了富春江水电站，大队人马调到金（华）兰（溪）汤（溪）水库。他们干的是挑土方，筑大坝的活儿，也是重体力劳动。他们使用的挑土工具是篾丝箩，每担土都在200斤上下。工地上用发竹签的方式来计算工作量的。如果挑满担的，发给二根竹签，挑半担的发一根，挑大半担的发一根半。任务完成以后可以就地休息。为了使担子看起来满一点，大家都把竹箩上唇的竹篾拆掉几圈。有些体力好的人挑满担的甚至可以挑300多斤。看到这些满担的人挑来，有人就在他的箩担上插一枚小红旗，广播筒里也喊出：“某某同犯放卫星来了。”体力差的人完成不了任务，只得加班，往往为了这些人，大家都得等，到了天很黑的时候才整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监。
　　 在劳改队，吃饭是按劳力分为甲、乙、丙三级，早午餐是干饭，相应分10两、8两和6两三级，每级相差2两米，晚餐稀饭，不论等级都是4两。
　　 粮食称重量时，向来跟黄金一样，沿用小两计量，即每斤16两制，8两就是半斤，这才有“半斤八两”的成语。为了2两米饭，甲级的任务比乙级至少也要高出20%。劳动的等级由犯人自行评定，队长批准。每中队粮食定量是一样的，乙级保本，甲级等于是吃丙级的口粮。凡丙级劳力都是年老体弱的犯人，他们的任务大都是打扫卫生，打草鞋，在农场种菜，养鸡、猪、牛、羊等。时舫按“卡路里”（calorie）热量消耗科学计算，认为评甲级化不来，乙级保本最合适，便认了乙级，结果被评定为乙级。然而，许多体力好的人宁可多劳多食。
　　 时舫出工，身上所带的东西并不比一个武装士兵少。扁担、畚箕、箩、锄头、铁耙、洋镐等工具是必带的，还有蓑衣、饭菜碗、筷子、水杯（分配开水用）、草鞋等东西，用一个自制网袋拢起来大袋装着。有些人甚至因刚见了家人，有些吃的东西带进来，如炒米粉、辣椒盐、棕子、米饼等留在监房不放心，怕老鼠，也怕留监房的病号（通常叫大老鼠）偷，也都一并随身带着。时舫与其他犯人一样尤其喜欢带蓑衣。带蓑衣的好处多多，可以应付不测风云，还可在吃饭时当凳坐，饭后可在上面小睡片刻，天冷时可以御寒当棉袄，晚上当棉被。犯人们的蓑衣，可以说是一道风景。
　　 午餐是送工地上吃的。犯人们把饭碗菜碗排在饭桶边，这分食的工作由值日的犯人分。劳改犯手很灵，用树枝或竹枝自做的秤也很灵，多一点，秤尾都翘得高高的。每一桶饭大都是上面干一点，下面水分重一点。犯人们很讲究，每一秤称好之后，还要写号码抓阄。两个人在中间分，其他人则围了一个圈，眼睛盯着饭桶，稍有丁点不公，也逃不过一双双雪亮的眼睛。通过抓阄把各人的号码定下来以后，按照排列顺序，每个号码都可以找到相应排列序号的饭菜，然后对号端取饭菜。这种分饭菜的方法很费时间，遇到大风天，饭菜往往都加了“香料”，加了一层胡椒粉一样的灰尘。
　　 挑土方挑了一段时间，领导叫时舫负责工地发签、统计工作，统计检查各人完成情况，表扬好人好事，检查质量。这在体力消耗上相对别人是低多了，偶尔也可挑几担土，或去参加打木夯。这种日子在感觉上，比别人优越多了。
　　 这个新的环境刚刚有些适应，也不等水库工程完工，又要转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三个月要转一次场，一年要转三四个地方。许多人只有一条棉被，一身换洗衣服，一条毛巾，合起来也不过五六斤重。时舫的东西最多，棉被盖的、垫的、棉衣、棉裤、球鞋、雨鞋，换洗衣服，脸盆口杯，还有一些书与笔记本，若称重量至少有150斤。这么多东西在平时也不觉特别累赘，转场时就有些困难了。
　　 由于时舫水平高，笔头快，到了劳改队后很快就当上了学习小组长，以后又是中队统计员，地位要比一般犯人高一些，严格来说还有小小的特权。如果他打个小报告，说某人说过什么反动或不利改造的言论，违反了什么监规，弄点小小的苦头给别人吃，叫别人吃不了兜着走，在某程度上也可以说操纵了别人的生死大权。他的人缘很好，拍他马屁的人也不少。也有的犯人希望他在某些地方能包庇自己，给自己任务轻一点；还有的犯人是感谢他平日帮过忙，如写封信，写个报告、坦白交代检讨之类的材料等。这些犯人都寻机会报答他，奉承他，在转移“战场”时他们都争抢着帮助他带点东西出来。时舫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捎带，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许多次转场都是要搬相当长的路，根本不可能再回来搬第二次。以后，他也学会忍痛割爱，随着转场的频繁发生，他也逐渐减少了衣物。
　　 这次时舫转到了金华九峰果牧场。
　　 农场的劳动是轻松多了，但口粮定量也减少很多。果牧场是搞果木和畜牧业的，同时也种一些农作物蔬菜类的东西。金华荒山很多，九峰果牧场原先也是荒山，据说还是浙江省三个共产主义试验区之一，即丘陵地带的试验区。种的果木是木本粮食作物，产品将来可以代替粮食的，如板栗、柿子、青枣、核桃等，具有战略意义。栽的树木横直相隔距离，即前后左右斜对角，此处与彼处，此山与那山都要相对笔直。这又让时舫占了便宜，因为需要时舫测量，他又不需参加体力劳动了。
　　 待到番薯可以收获时，劳改犯的肚子基本上都能填饱，少数胃口特别大的，也可通过各种办法得到满足。凡是肚量大的一般劳力也好一些的，那些劳力差的病鬼或老头，饭量也相对小些。这样两者之间就有交易，你帮我完成任务，我吃不了的番薯就送给你。在这吃番薯的季节，劳改犯们每人的体重也都增加了。大家正有点老鼠掉米缸的感觉，却又要转场了。这年冬天，他们又转移到乌溪江水电站砂石大队。
　　 隆冬腊月，天寒地冻，北风凄厉地呼啸着，劳改犯们把所有的衣服搬到身上还觉得刺骨地冷。他们的任务是把溪滩里的砂石先用砂筛筛出砂子，然后再用大网眼石子筛筛出小石子，剔除大石子不要。筛出来的小石子还要抬到水里洗去泥砂，然后再抬到高处堆好。小石子堆得很高，抬石子上去要走十几块跳板。上面还有人检查，如果泥砂洗不干净，则要抬回到溪里重新洗。因为小石子是放在箩筐里洗的，箩篾打得比较密，只在水里浸几下，要把附在小石子上的泥砂全部洗去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抬回来重洗也是常有的事。这么冷的天，犯人们要下水洗，每个人的手脚都冻裂开了。
　　 犯人们每只脚的脚后跟都有三五道裂缝，手上也到处是皲裂。这寒冷的冬天，双脚泡在水里还不是十分僵，在水里泡一阵又上岸待一阵，那是最难受的。有点钱的人都买了两三分钱一只的蛤蜊油抹在手脚上，没钱的人只好任其皮肉受苦。时舫怕得个“拉拢”、“收买”的罪名，也不敢多送别人蛤蜊油。看着别人手脚上裂开嘴一样的裂缝，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