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不太喜欢徐志摩，对于他的了解也只限于他那些风流韵事以及他笔下的诗。常人说起徐志摩，往往不外从两方面来评价，一是其丰富的情感经历，二是其空灵的诗歌。有人说他是诗哲，有人说他是情圣。以我标准来看，这两个名号他都不配。
　　 首先说他的诗，他的诗我看的不是很多，就看过的那几十首而言，真能打动我的，也只有那零星的几篇而已。最好的我认为只有《再别康桥》和《沙扬娜拉》。一长一短，一空灵一清新。写的都很脱俗动人。这两首诗都称得上很有意境。其余的诗作，风格或不尽相同，但意境明显弱了许多。好的诗作，必然是音律和词作的完美结合，由此才会产生动人意境。写到这我忽然想起我一位老师说的话：“新诗唯一经典的只有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语虽略显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在那个新旧文化相激荡的年代，新诗是文化新品，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的确功不可没。可是新诗的出现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在鄙弃旧体诗严格音律的同时，新体诗变得更加自由、随意。以致出现了很多让人难解的句子，还美其名曰朦胧派，这派那派，仿佛只要你会说别人听不懂的话，你就能成为诗人。说到这我不得不提到海子，这个被人称为天才的诗人，因为卧轨自杀，似乎更加激起了别人对他的兴趣。可是我看他的诗，感觉简直就像聆听一个人的梦呓。听着懵懵懂懂，说者自以为乐。即使是他那首声名远扬的成名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也实在看不出哪里好。喜欢他的人，大可以说他这首诗平实、简易、真挚，等等等等。甚至还可以从理论的角度做个详尽的分析，这一句表达了什么，那一句表达了什么。而我想说的是，为了证明我对这首诗没有偏见，我屡次重读这首甚至其它海子的诗，可结果我发觉这些没有“诗味”的诗实在不能感动我甚至打动我。或许你也可以说我感觉迟钝，不懂诗。但是我总觉得类似《面朝大海》中这样的句子，或许你在和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农聊天时，他都能随口说出。没错，艺术可以不避平淡，但是林语堂说过平淡和肤浅无味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常说文艺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以此标准衡量海子，他做的似乎还很不够。他在对诗的加工上显得太粗糙。
　　 扯远了，回来继续说徐志摩。我们说他作为情圣的一面。徐志摩爱过得人，可以说都是风华绝代的人物：陆小曼、林徽因、韩湘眉、凌淑华，也许还有更多。而“民国四大美女”是冰心、林徽因、韩湘眉、凌淑华。艳福可谓不浅。人们一说起他和这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无不赞叹他的多情，浪漫。似乎从未听人说过他花心。似乎因为他是徐志摩，便脱离了俗人的境界，为了一个有夫之妇，他抛弃了结发妻子。在那个年代，他这种无情的做法惹来的鄙夷似乎远不及惊叹多。因为他是才子，是诗人，人们非但不责怪他，反认为这足见他追求爱情的勇气甚至浪漫。于是那个貌丑的妻子张幼仪就在人们不疼不痒的怜悯中渐渐被人遗忘——连同她的痛苦。
　　 作为男人，我并不批评徐志摩的花心，因为我也相信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确没有几个男人能做到一辈子只钟情一个女人——恕我站在男人的角度为所有男人包括我自己狡辩：与其说男人花心是没良心的表现，不如说这是男人的天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一个女人强迫她的男人不花心，非但愚蠢，简直是逆天而行了。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徐志摩花心没有错，甚至他抛弃了张幼仪也没有错，不爱一个人就应该及时抛弃她，不然只会对别人伤害的更深。当然，我们也可以批评他既然不爱别人为何和别人在一起！这种批评当然是中肯的。可问题是：也许他自己当初都不明白为何会接纳别人。对徐志摩而言，也许还有为父亲所逼的因素。再说，人总有盲目到不了解自己的时候。仅仅出于旁观者的角度揣测当事人的心理，并对此做出判断，我觉得都是草率的。我看不惯徐志摩的地方不在于他抛弃了谁，不在于他多花心。而在于他对待张幼仪的态度。他和张一起坐飞机，张晕机呕吐，他便嘲笑妻子是土包子。亏他还是留过洋的人，向往英国人的绅士和浪漫。可是这种说话态度，活脱脱表现出徐志摩的自私和冷漠。张幼仪在本质上是个乡下土包子，但是作为丈夫，而且是一个有学问有修养的丈夫对她说出这种话，我觉得有辱斯文。而后来说的话则更是不近人情甚至冷血。他在追求林徽因时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竟毫不犹豫地说要将孩子打掉。朋友说听说打胎会死人，徐志摩的回答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我听说坐火车也有死人的，难道就因此不坐火车了吗。”听听，整个一“死了关我屁事”的语气。这就是诗哲说的话，这就是情圣说的话。
　　 我觉得真正的情圣，是那种包含爱意的人，即使是决绝的告别甚至分手，他都会以最温和的方式，伤害人最少的方式结束一段段不得不结束的情。他会对每个女人都包含温情，不管这女人是美是丑，是雅是俗，是贤是恶。他离开，是有不得不离开的理由，虽然有时这理由会很自私，但是他的心，一定是宽厚的。即使在决绝后多年的某个早晨或傍晚，当他醒来或入睡之际，都会为自己曾经那一份难舍的一份情感慨唏嘘，低回流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