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流浪从那年的五月开始
　　 那年的春节如伤逝一般地过去了。
　　 我的男人走了，又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土屋。在他走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反复地咀嚼了《伤逝》，于是，决定走出土屋，走出村子，去寻找自己的生路。否则就会饿死在土屋里。
　　 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连买手纸的钱也没有了。粮食和卖猪肉的钱都被公公封锁起来，每到吃饭时，还要跟我提到生活费的事。我说粮食有我一份，公公说还有醤油和葱花钱。葱是我种的，醤油是他买来的，可那钱是他儿子挣的呀!难道我和他的儿子真的没有什么关糸吗？这样的话我却说不出口，也赖得说，好像我离开他家会死似的。
　　 我穿着结婚时的衣服，提着一个柳条箱，踏着泛绿的乡间小道，看着树梢上的小鸟从这枝跳到那枝，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我出了村子又过了另一个村子，整整地走了一天，在黄昏时到达了建筑工地。
　　 那是五月的季节，河里的冰已经开化了，我是到这里当临时工的。到劳资处报到后，就被分配在电话室。工地上的电话室，就是用苇席搭起来的房子。总共三个话务员，都是临时工。我们的地位比挖土的民工要高一等，比正式工人要低一等。临时工可以转正，民工却不能，可没转正之前，随时都担心被解雇，正式工就没有这种担心。管后勤的白主任却特别地关照我们，没出几天，我们几个话务员，就跟正式工人和干部平起平坐了，再过几天，就比一些正式工人和干部还优越。因为，有白主任给我们撑腰。谁都知道，我们是白主任的兵。
　　 这应该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
　　 也正是由于这个良好的开端，使后来的很多事情都变得很糟很糟。
　　 白主任让我给他写后勤工作报告，我就用了一夜的时间，把从书上看来的词汇，洋洋洒洒地堆砌在十几页的稿纸上。第二天早晨，白主任一看就乐了，夸我字写得好，词更好，是个才子，能写两下子，还说一定要把我转为他的正式兵。天啊!这白主任简直就是我的上帝，他太了解我的心思了，只要一转正，我就再也不用回到村子里，跟公公婆婆住在同一间土屋了。
　　 白主任的电报很多，家信也很多，每当我值夜班时，他就过来发电报，还求我代他写家信。电报好办，按着他的意思拟出电文，再译出来发出去就没事了，家信却真的让我为难，特别是以他的口气给他老婆写信。而且他还跟我说他老婆特凶，能打两下子，谁都不敢惹。我问白主任，为什么不自己写，他说写字费劲，词也用不好，还说回家的时候跟他老婆提过我。
　　 我没问他为什么提我？也不知道这跟写信有什么关糸？
　　 可他非让我写，我也只好写。
　　 我不敢得罪白主任。
　　 得罪了白主任，就等于把上帝给得罪了。
　　 白主任还管广播室和打字室，食堂和卖店也归他管。他却整天扎在电话室，食堂要做点好吃的就用大饭盒盛过来，拎着个酒瓶，让我们几个话务员陪他喝酒，喝完还要留下玩扑克。玩的时候不是拍人大腿，就是摸人胳膊，很让人肉麻，却又说不出什么，因为那一切都是在非常自然合理的状态下进行的，不是让你出牌，就是问你要不要？到了第三天我就不玩了，慌说头疼，要到外面透气，还把卖店的小李叫过来顶替我。
　　 时间一久，找他的人都到电话室来，好像这是他的宿舍和办公室。工地上闲言四起，说电话室出了个妖精，把白主任给迷得五迷三道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妖精就是我。我开始害怕，心想，白主任的老婆说不定哪天就来了，进门二话不说，揪住我的头发开打，然后再把我踹到河里去，我狗涎残喘地爬上岸，被一大群围观的人骂破鞋。我虽然没跟白主任跑破鞋，可一旦他老婆要黑上我，就跳到河里也洗不清。
　　 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青纱帐中间的一条小道上，发现前面横着一辆自行车，我正想把它挪开，白主任却突然从青纱帐里钻了出来，像一条垂涎三尺的大狼狗，把我堵在那儿了。我从自行车上跳下来，问他怎么在这？他说等你半天了，怕你遇上坏人出事。我的心在冷笑，嘴上却说谢谢白主任。
　　 那天白主任没有碰我，更没拉我进青纱帐，只说怕我出事。我跟白主任穿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村子里的人们都好奇地看着我，等我过去之后就在后面喊妖精。我不知道这些人管白主任叫什么？孙悟空？猪八戒？唐僧还是沙和尚？回到工地，人们看我的眼光就更怪了，好像我真的是个妖精，刚把白主任的血给吸了，下一步正准备吃肉。
　　 我明显地疏远白主任，就是打这开始的。我不相信那条道上有坏人，也不相信白主任真的怕我出事，他的心里在想什么？我已经有数了。只要是我当班，我就把门闩上，除了隔壁试验室的石谷和老梁，谁来我都不开，尤其是白主任。闲班的时候，我就到隔壁去跟老梁玩象棋，或者跟石谷学照相。石谷是我初中时的同学，老梁是个难得的好人，白天跟石谷在一起工作，晚上跟石谷睡在一张临时搭起来的大床上，真正的亲密无缝儿。我和他俩在一起的那段时光，我们三个人都很快乐，也都很得意，好像处在修桥工地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可惜好景不长
　　 白主任家里又来电报，是夜里十二点四十收到的，电文是家里一切都好，刚买了一台白山牌的自行车，请寄叁百元钱。我打电话通知白主任，把电文给他读了一遍。他让我把电报给他送过去，我说明天一早。
　　 清晨六点多钟，我穿得齐齐整整的，很有分寸地敲了白主任的门，并一字一板地在门外说：我来送电报。白主任说送电报不进来，敲门干嘛？我推开门，见他还没起床，就把电报放在桌子上，就迅速地离开了。刚回到电话室，白主任就把电话打过来，说电报内容不祥，让我立刻到他那去。
　　 我只好再去。一进屋，他就穿着内衣从床上跳下来，把门关上了。我又推开。他问开门是什么意思？我说大清早的，放点新鲜空气进来。他又问，刚才敲门是什么意思？我勉强地笑了一下，心想这还用我说吗!我这一笑，就把白主任给惹火了，他啪地一下关上门，非让我把问题说清不可，我说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他提示我：一见他就一本正经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是主任，我是临时工，本来就该一本正经，这有什么不对吗？他说当然不对，你这是污辱我的人格。
　　 我正琢磨着怎么跟他说，他又问我：你跟石谷混在一起多长时间了？我赖得告诉他我和石谷是同学，就说没有跟谁混在一起，因为住在隔壁，来往自然多些。可我无论怎么说，他都不让我走，还喊来卖店的小李，交给她一把黑色的大锁，让她在外面把门锁上。小李真的把门锁了，然后一溜烟地逃走。
　　 我和白主任双双被锁在他的屋子里，有点像警察抓罪犯，用手烤把自己和罪犯烤在一起的意思，这下我不是妖精也成妖精了。
　　 白主任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下交待问题。我就站在椅子背后，死死地抱住椅背，他稍一靠近，我就用椅子拦他，同时连连大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明知道这样不好，可除了这样之外，又没有别的自救办法。一会就有人来扒窗户，随着咔嚓一声响，白主任的房门被踢开了，实验室的老梁为了救我，手里拿着一张发票，亮在了白主任的面前。白主任气得浑身乱抖，话都不会说了，犹豫了一下，很不自在地在上面签了字，然后就给劳资科打电话，说要解雇我。
　　 结果，我并没有真的被解雇，白主任只是想吓我。
　　 第三天的晚上，又是我的夜班，七点，我就把电话室的薄木板门闩上了。十二点钟刚过，就听哗啦一声响，电话室的门玻璃被什么东西砸碎了。我腾地一下跳到门口，看见白主任的手里举着一根大木棒，又要砸下来，就抄起擢在墙角的那把大铁锹，端起来对着门口大叫：你敢过来我就砍掉你的狗脑袋。这时，老梁和石谷也都冲到了白主任的跟前，把他推到一边，他又冲回来、、、、、、
　　 一会儿，人们就都闻声出来了，纷纷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顾浑身发抖，什么都说不出来。白主任却义正词严，说他老婆得了乳腺癌，发来电报被我扣下，耽误了最佳治疗期。
　　 我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买白山牌的自行车，就这样变成了乳腺癌。
　　 一些人吵吵嚷嚷地咒骂我：这妖精也太不像话，都是白主任惯的。白主任又举着大棒向我冲过来，又被老梁和石谷推开、、、、、、我瞪着愤怒的大眼，一动不动地端着那把大铁锹，一句话也不说。这种情景之下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了又有谁会相信呢？我和白主任的力量是不成比例的，我注定要一败涂地，这是没有悬念的。
　　 白主任和人们回屋睡觉时，已是下半夜的两点了。我从电话室走出来，孤孤单单地坐在河边上，凝视着河里的水。不知道风浪是什么时候停止的，水如一面大镜子，又亮又白，一点波纹没有。
　　 夜,静得如水一般。
　　 那个夜晚的月亮太白了，白色的光芒把天和地映得没有一丝杂色。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流浪？为什么要受气？我的男人为什么不能保护我？我踹地大哭，楞把工地上的大头目哭出来了，青面瞭牙地怒喝我：再哭就把你绑起来。他越不让我哭我就越哭，别人能欺负我，我为什么不能哭？我哭得绝望又绝望，悲伤又悲伤，差点把静夜哭碎。
　　 然而这夜的哭并没使我获救
　　 工地上来了一批小青年，每天都要出入电话室，不是打长途，就是发电报。一个名叫刘辉的尖下巴姑娘故意找碴，硬说我不给她要长途，还让她那个进过局子的对像骂我，并扬言哪天一刀捅死我，把肠子挂在树梢上。我要和她去找白主任评理，她说就是白主任让我们这么干的，你能怎么样吧!这时，白主任却嘻皮笑脸地走进来，一副无赖相，说哪天请我喝酒，跟刘辉当面谈判，谈的好坏就看我的态度了。
　　 我被白主任叫到工地食堂那天，民工都走光了，只有一排木板房，孤零零地擢在河套里。板房的门半开半关，我犹豫了一下就进去了，刘辉和白主任正在等我。酒菜已经摆好，刘辉亲热地抱抱我，我却有一种单刀赴会的感觉。
　　 白主任拍拍我的脑袋，叫了一声小妹妹，说今天光喝酒，不说事，谁不喝醉谁就是王八蛋，醉上一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豁出去了，端起一个粗瓷大碗，伸到白主任的跟前，大声说：倒酒!白主任给我满上，又倒了两大碗。刘辉吓得嗷嗷叫起来，脑袋扎在白主任的两腿间。我仰起头来猛喝一口，这一口足有半碗，白主任也假充好汉，一气喝了大半碗。刘辉也喝了一点点，就红着脸咳嗽起来。白主任说不管她，咱喝咱的。我摇头，坚持要刘辉一起喝。刘辉又喝了一口，眼泪就淌出来了，趴在白主任的大腿上，小脸上的雀斑越发清晰，一个挨着一个，特像我童年时掏的鸟蛋。我却越喝越猛，越喝越精神，喝完白酒又喝啤酒，喝到最后碗也扔了，干脆抱着酒瓶喝。白主任喝得更猛，还边喝边用手碰我的大腿，问我这地方能不能动？我不动声色，装着喝醉的样子，一边把他的手拿开，一边说喝，喝、、、、、、我还没喝好呢、、、、、、
　　 喝到天黑时，白主任也趴下了，把刘辉压在身底下。
　　 我的头迷迷糊糊的，都要疼炸了，胸腔里好像着了火。我从一片东倒西歪的空酒瓶中走出来，走到大坝上就吐了，理智却一直很清晰。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大喝一场了。喝不死就活着，喝死了也不是什么坏事，总比活着受气好。
　　 打那以后，我开始自己跑转正，利用闲班时间，坐在拉料的大货车上，颠波于几百里地之间，去找劳动局的孟局长。冬天的寒风像刀片一般，汽车一跑起来，风就更尖，仿佛心也冻得裂纹了。
　　 车到E市，天也黑了，孟局长早就下班回家了。
　　 孟局长是个白发老太太，住在一个平房小院儿里。
　　 那个小院的铁门很高，天一黑就在里面上锁。
　　 半个月前的一个夜晚，我去过那个小院儿，见到了孟局长，是E市的工会主席江帆把我带进去的。那个江帆挺讨厌的，我不想再去找他了。每次要给他一桶鸡蛋，两瓶白酒，还得管他叫大哥。这个大哥沾酒就醉，一醉就管我叫小云子。还说小云子的表姐长得漂亮，小云子比她表姐更漂亮。然后就动手摸我的衣服，问我是什么料子？吓得我转着圈儿地躲他，边躲边叫大哥。他就叫我小妹妹，转着圈地追我。我说你喝多了，躺下睡一会吧，我在外面等你。我跑到外面，他果然睡了，一会儿又喊小云子。这时，我就进屋，求他带我去见孟局长。他说没睡醒，先喝点水。从下午三点喝到四点，我又求他，他又摸我的衣服，又说小云子长得漂亮。我只好再到外面去等他。等到五点，他说孟局长已经下班了。我只好跟他提起表姐夫的另一个熟人，E市的头号大官。江帆的酒这才彻底地醒。
　　 我跟江帆来到孟局长家门口时，天已经很黑很黑了，敲了半天，那个大铁门才不情愿地打开。孟局长说，家里就她一个人，天一黑就把门锁上，如果不看我是个姑娘，门敲碎了都不开。江帆低头抽烟，我把表姐夫的信给了孟局长。老太太看了几眼，说等研究一下再说吧!
　　 那个夜晚，我是在江帆家住的，因为我没处可去。一个临时工，连公共汽车都坐不起，哪里还有钱住旅馆。江帆的妻子，是个特别好的女人，像个亲姐姐似的，有她在的时候，江帆也装得像个亲大哥。所以，那个夜晚很安全。
　　 今夜我要自己去找孟局长
　　 路灯很暗，道也不平，坑坑包包的。我记不清孟局长家那个小院儿的具体位置了，穿过一个又一个胡同，经过了若干个大门，哪个大门都不像孟局长的家。心里一急，脚绊在一根竖起的钢筋上，低头一看，白袜子被血染红了一片，脚却没有疼的感觉。我用手向后拢了拢头发，继续向前走，终于看见了孟局长家的大门。
　　 走进孟局长的家，这个细心的老太太，第一眼就看见了我脚上的血。
　　 那个夜晚，孟局长没让我走，让我住在了她家里。
　　 早起我跟她一起做饭，一起轻唱小小竹排江中游……
　　 那是个非常可爱，非常有教养的老太太。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老太太最终没有办成我转正的事。
　　 那个冬天，我离开了修桥工地，接替我的是刘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