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无事，上街闲逛，在古旧书店半价淘得一本《昭明文选注析》，如获至宝，当即翻阅，随手打开的一篇却是三国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当头一句就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文人相轻是指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这话我早就听人说过，因为孤陋寡闻，一直不晓源出何典，今日随手一翻，也算是一大收获。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魏文帝举例说：傅毅和班固相比，如兄弟之次不相上下，而班固却看不起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毅因为能写文章而做了兰台令史，但文笔拖沓散漫。文帝因此感慨道：文章并非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写好所有体裁的文章。所以文人们都各以自己的长处来轻视别人的短处。“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弊病啊。
　　 由此看来，古之文人相轻，在魏文帝时代之前，不过对相互文章才气的高低不服气而已。相轻的风气代代相传，愈传愈烈，到了近代、现代则花样翻新、令人啼笑皆非。笔者读书不多，闻见非广，仅就读过、听过的文人相轻的轶事中择出几段，以助茶前酒后笑谈。
　　 其一是科班看不起草堂班。何兆武在《上学记》中讲了这样一段往事：
　　 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他当过兵，后来到大学教书，还成了教授，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到钱钟书都是这样。有个同学跟何兆武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文人相轻，“轻”到可以用“一块钱”、“一毛钱”、“一分钱”来称量，刘老先生的高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让人忍俊不已，可以称为老顽童了。可是细想现实，我又有些笑不起来。今日的“沈从文”们还能到大学当教授吗？据说就连幼儿园的老师里，现在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没张文凭，你大概连门槛也迈不进，连被称量的资格也没有，就遑论价值几何了。这是不是比“一分钱”论，更严重的“相轻”与歧视？
　　 其二是乡党情结，此地人看不起那地人。民国初年。某日陈独秀前往拜访章太炎，时逢钱玄同、黄侃在座。谈起清代汉学的发达，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故陈提起湖北没出过什么大学者，结果引起黄侃的不满，“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此事见于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
　　 陈独秀是说者无心，黄侃是听者有意。一句“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愤然与不屑之情，跃然纸上。中国文人之喜欢以地域抱团扎堆，也是“自古而然”。什么桐城学派、公安学派、江浙学派、湖湘学派、海派、京派，不一而足，若只是以地域结党，各显其姿，促使文化学术精彩纷呈倒也是好事。问题在于，文人们一旦地域流派成型，就开始唯我独尊，党同伐异。京派讥笑海派鸳鸯蝴蝶娘娘腔，海派大骂京派官腔官调油嘴滑舌。江浙人看不起山西的土豆山药蛋，山西人不待见江浙的小家碧玉……。文人们只顾地域，不问是非，隔空相骂，闹得乌烟瘴气。这样的公案，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是多到数不清。这是文人们由个体间的“相轻”，发展到群体间的“相轻”。
　　 其三是黛玉心结，反唇相讥。王碧岑1979年在《北京文艺》上写有一篇叫做“往事难忘”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个故事，叫人读了喷饭。忍不住要笑上三天。
　　 1934年的一天，山东大学请老舍做学术报告。老舍讲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时，说：“一般文艺作品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大胖子。”第二星期的学术报告，走上讲台的是一个比较粗大的白胖子，西装革履、举止稳重，看来颇有几分洋绅士派头。这就是山大外文系的系主任梁实秋。他针对老舍上周讲的坏人形象问题，振振有词地说：“就我个人所知，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像猴儿子一样……”
　　 这则旧闻，听了发笑。让人不禁想到赵本山和宋丹丹春晚小品中，那段关于乌龟穿马夹的精彩段子。老舍先生关于文艺作品中坏人形象的说法，本是经验之谈毫无恶意，而梁实秋先生的反唇相讥就多少有点黛玉情节，多心疑鬼，不那么厚道了。两位都是我所尊重的文学大师。这令人捧腹的故事，笑罢又让人多少有些个心酸。文人相轻，原本不该如此。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还真就连绵不断。最近这几年，关于余秋雨的议论，时下韩寒们的论战，也是精彩不让当年的。
　　 既然魏文帝说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般故事，代有遗传也就不甚稀奇。其实魏文帝本人也是个建安时期的大文人，与“文人相轻”相比，更有文人相煎的精彩一幕。他因自己的才气，比不过三弟曹植，就逼着曹植一定要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来，不然就要取其性命。曹植无奈，含泪吟出那首名传千古的七步诗：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实，回想三、四十年前的文革时期，这样文人相煎，以致血肉模糊，人头落地的故事还少吗？文人相轻以至于文人相煎，自有文字、有文人以来，代有遗传，数千年来，连绵不绝。这是历史的不幸，这是文人的不幸。
　　 其四是看似相亲，还是相轻。这则出自魏邦良《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的故事，比较近前，也最能让人体会文人相轻一词的真正内涵。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真改了，而且改得很多。胡乔木把改过的诗作给李慎之看，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后经李慎之斡旋，钱钟书意识到自己改“错”了，就给乔公去了封信：“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的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仁人志士’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这故事读来有些滑稽、有些个尴尬。我们的无锡老乡钱钟书，虽然一部《围城》写的机敏精辟，但终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书呆子。前边为人改诗，原就是文人性情，后边书信中语，也脱不了文人习气。乔老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还轮不到我们这些小民评说。故事中透出的是非曲直，想必大家自有定评。看来这文人相轻，是不论身份地位的。
　　 最近，各家电视台都在热播新编“三国”电视剧，其中“诸葛亮三气周郎”的故事最为精彩，这“既生瑜，何生亮”的“瑜亮情结”真不知何日才是个穷尽？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只要还有文字，只要还有文人，这样的故事，要让他不要再演绎下去，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