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十分艳羡城里人，思谋着城里人穿着干净体面，有钱大度，谈吐文雅有素质，所以一心一意做个城里人。
　　 读书的时候，老师虽没这么说，但学习一路，叮咛一路，最多的还是如何跳出“农门”去吃“公家粮”。那个时候，乡下穷，劳动强度大，累死累活一年到头弄不“三瓜俩枣”的，农民们很苦，走出农村去当工人，吃公家饭，竟成了千百万人的“神圣”向往。看看周围，有的人家为争夺父母工作的“班”而打得头破血流；就是农家女找婆家，选择的也是做工的，哪怕是个临时工。谁家如若有子有女考取了大学，张灯结彩，天大的喜事一桩，气也粗了，人也壮了，甚或这家人的父亲连说话的声调走路的姿势也改变了。也别说，考取大学是跳出“农门”进入城里做城里人的一条出路。
　　 其实，真的做了城里人，可能就不这么想了。这就和钱钟书先生讲的《围城》。城里人并不都是有钱人，很多人下岗，生活水准并不特高，前几年还有捡拾菜市场的白菜叶子做菜吃的。城里人并不都是穿着体面，在他们体面的外表下，内衣内裤打着补丁。城里人并不都是文雅大度，他们更会为一分二分钱的菜价和一两二两秤星的高低而计较不休。他们也会口无遮拦地骂娘，着急起来骂得并不比乡下婆子好听多少。相反，城里人汇集了一批“精英”，他们最善于投机取巧，甚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精明着自己的日子，谋划着自己的职位，亲情淡了，友情淡了，学会了奸猾，熏染了满身的“铜臭气”。乡下人来到城里不适应，可慢慢地你不得不适应。有一年的夏天我二姐进城来我家，不大一个小县城却转了一个大晌，我二姐满头大汗地对我说：“你们城里人好什么好？哪像我们乡下，从村头打听个人，问哪家没有不知道的。”二姐说的是大实话，农村“鸡犬相闻”，谁家不知道谁家有几间屋？谁家不知道谁家孩子的小名？城里人越居越高，但“老死不相往来”，越富有的人家越如此，对门峙户的不识姓自名谁并不是天方夜谭。大街上有人打架了，过路的无人问津，就是开刀杀了人，也躲得远远的。同楼居住，隔门发生盗窃，有哪个敢于挺身而出？当有蝇头微利之时，却个个成了嗜血的蚊虫。大街上冷漠的是城里人，说谎话的是城里人，自私自利的是城里人，寡情寡义的是城里人，“吃着碗里的念着锅里”的是城里人，贪污行贿走后门的是城里人，大兴不正之风的也是城里人，你说哪个东西不是城里人率先发起？
　　 城里人有什么好？乡下人有什么不好？
　　 认真算起来，真正城里人又有几个？往前推三辈，差不多都是乡下人。
　　 所以，作家刘玉堂说他是个“城里的乡下人”，这话我信；贾平凹说“我是个农民”，这话虽不真实，但我相信他的本意。我呢？是不阴不阳半死不活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