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忽然会想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就词语而言，“文化”这个词太重了，而“补缺”又似乎过于笼统，这样的两个词语放在一起，有点玄乎，有那种故作高深却又不知所云的意思。
　　 唬谁啊！这是我面对这样的词语的第一反应，可我不能说，因为，我就是在很下意识的状态下想到的这个词语，究竟想表达什么，我也说不完整。
　　 还是说事吧！
　　 孩子在看《读者》，我拿过来随意地翻了翻，见到一篇文字，名字叫《母亲的放弃》，作者三秋树。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居然泪流满面。为的是那个故事，这是一个谁读过都会流泪的故事。湖南乡里有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名字叫罗瑛，数年的含辛茹苦，她把孩子送上了大学，谁知道，孩子在大二时被一个公交司机撞死了，正当公交公司以及肇事司机小付以各种预案来面对这个痛丧爱子的苦命的女人时，罗瑛却非常平缓地原谅了小付，她只是带着孩子的骨灰跑了孩子生前想去却没有去的地方，还告诉小付可以用什么偏方能睡好觉，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乡村。
　　 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震惊了，那些成天在生活与生计中奔波而快要淡忘善良与宽恕的人们彻底被感动了，人们纷纷捐钱捐物，还经常去看望这个伟大的母亲，人们还为这个贫困至极的乡村修桥、铺路、投资、新建学校等等。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说：正是这个母亲的放弃让一个悲剧有了一个昂扬的走向，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来。
　　 是啊！这样的一个故事读完，我们如何不动容？如何不流泪？
　　 可是，这个故事可能是假的。一个网友是这样说的：“我从《读者》上看到了这文章感觉很感动，刚好我在湖南工作，离这个地方有200公里，虽然路不好走，但是为了这样伟大的母亲我还是去看看，慰问一下这伟大的母亲，我们几个到了安化县，找到了当地的人问了，让他们也看了这文章，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文章的开始走的路线就不对，从高明村去长沙，根本不需要走安化，因为高明乡是靠益阳近的乡，比安化更靠近长沙。我们找到了高明乡的乡长，他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十年也没有听说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不相信是文章，是作文，就让他找到村的大队书记，书记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也没有听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才相信文章就是文章，让大家感动感动，是虚构的，是我们这些人太傻了！”（这段文字的网站链接是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5352387.html）。 />　　 在这样有鼻子有眼的解说下，我真不知道相信哪个才是真相，坦率地讲，我更相信后面的这一位读者的话，而且考证这件事的真假也并不是很难。况且，人家文章的作者并没有说这件事一定是真的，文学作品原本大多都是虚构的，两相一对照，这事十有八九是假的。
　　 一篇不太真实的文字为什么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为什么我们轻而易举地相信这样的事情的确存在？其实来源于一种心理暗示，就是我们内心里希望这样的事情的确存在过，这个世界上应该有这样的大德。而这样的品行再安放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身上，就深信不疑了。生活在都市里的现代人总是以为就在某个偏僻的山乡里，依然还存在着精神上的桃花源。与其说是我们希望在古老乡村里构筑自己精神上的桃花源，还不如说是我们至今还有残存着一些关于真善美的美梦。
　　 这些美梦是对感觉上有些冰冷与生硬的现实的一种补缺，我们用梦想的手法把生活现实假想得特别地美好。而一旦这个梦被揭穿，那么对这些做梦的人无疑有着重大的打击。
　　 无独有偶，我还是从《读者》上看到了一些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信息。当詹姆斯.卡梅隆在全球卷走了数以亿计的票房之后，人们还念念不忘对电影中的一些绅士风度的怀想。面对死亡，面对少数的生还希望，人们首先选择的是妇女、儿童，然后才到男士。这种在死亡面前的秩序和从容让我们感动不已，甚至产生了对其中包含的文化力量的崇拜，进而又要用语言来惩罚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了，因为我们遇到一件事总是想如果换在咱们的身边，会是怎样的结局，然后觉得底气不足，就只能带上民族劣根性的大帽子了。
　　 另一种说法是，沉船的时候，面对救生艇，乘客的顺序是按照仓位的，首先是头等舱，依次是二等舱，最后是三等舱。我们还是选择来看文章的原话吧！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在那域冰冷的洋面上，泰坦尼克号不可避免地沉没了，无情地带走了1503人的生命——船上的2208名船员和旅客中，只有705人生还。后来，根据一些乘客保留下来的记录进行核算，当时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有乘客319人，200人幸存，幸存率为63％；二等舱有乘客269人，117人幸存，幸存率为43％；三等舱有乘客699人，172人幸存，幸存率为25％（其余数字被省略）。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证实道：“……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安排救生艇（设置在头等舱和二等舱附近）下水逃生的顺序为：头等舱先走，二等舱次之，三等舱最后——三等舱的幸存者，都是跳下海中后，才被搭救起来。”——《左舷是虚构，右舷是事实》
　　 在这样的论述面前，我们只能说电影只是电影，电影是可以虚构的，就像小说。
　　 作者和导演都是富有文化良知的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作品为文明摇旗呐喊，他们想影响一些人，他们想改变一些观念。但是，他们违背了真相，他们表述的是“应该怎么样？”而不是“事实上怎么样？”，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国界的区别。
　　 好在他们只是艺术，艺术是可以虚构的。可是即便是虚构，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前面加上一句老掉牙的话——“本故事纯属虚构”，这是对观众以及读者的负责。我们向往美好，但是通过编制谎言来构筑美好的话，这件事本身就不太美好了。眼前的文明是有缺憾的，但是，通过人为的弥补这种缺憾显然又极其地不够牢固，文明本身需要用文明的方式来捍卫。
　　 农村看起来是很多人的心灵归所，可是，就本人的视角而言，像罗瑛这样的例子，正常的情况是母亲邀上所有的宗亲到公交公司大闹，然后会拿到一大笔钱，再然后是开家庭会议处理钱的用场，许久不曾露面的宗室长辈会站出来，对罗瑛加以约束，比如不能改嫁什么的，否则一分钱拿不到，再然后还会拿出一份钱出来分给直系亲属。稳定之后，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单身汉像个幽灵似的在附近转悠……
　　 这不是绝对的，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农村也是接二连三地发生着。
　　 我把他们写出来也不觉得是对农村的背叛。
　　 真实往往很不唯美，很没有戏剧性，很残酷，可是我们不能回避。撕开伪善的华美外衣很痛心，但是只有将虚假的东西扯去，我们才有可能再次为她披上真实的外衣。我们的孩子才不会一代代地被欺骗下去。
　　 况且，我们的周遭并非没有温情与大爱，包容与宽恕，只是它们的表现方式不太文学而已，也未必完美，只是我们还不够勤快地去寻找与发现而已！
　　 到了面对真实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快到了“还能相信什么？”的尴尬境地了，衣食住行，你可曾放心过一刻？朋友亲人，有多少谎言弥漫其中，曾经的一句天灾可以遮盖多少人祸，眼前的多少世界领先水平遭遇着多少尴尬。还有那些高喊着正义与人权的世界警察们又是怎样轻易地剥夺着无辜平民与儿童的生命，又是怎样觊觎窥视着别人的钱袋。历史可以随意穿越，纸上的数字可以决定政绩，基因可以决定人的发展，还有“我爸是谁，就会怎样？”我们翻过去的漫长的历史中充满着欺骗与狡诈为很多人不屑，可我们正在度过的现实不还是依然在演绎各种谎言与欺骗？
　　 知道真相原本真的很难，难到了我们都不太想知道究竟是谎言还是真相的地步了。
　　 可我们不能放弃，文明从自己做起，从内心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