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河网报道:“郑州市大学路与陇海路十字街头，一位青年站在该路边人行道上，双手举着上写“寻找目击证人”白色条幅，条幅内容：2011年8月4日早上8点30分左右，此处发生一起交通纠纷，一位快70岁的老太太骑电动车不慎摔倒，一个年轻小伙热心救人，却被说成撞人者，被起诉10万元，现悬赏2000元寻求目击证人，以还原事实真相，好人有好报。”
　　 报道的内容一目了然，这几乎又是一个“南京彭宇案”的“翻版”。扶起老太太的青年，看来不可能是“肇事者”，一般的“车祸”出现后，“肇事者”有二件事要做：一是找120急救，其二通知单位或者家属“准备钱”，或者找人“补救”。这个青年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看来是个热心肠，知道“老吾老及人之老”的道德要求；更知道“救人如救火”的道理。可谓对摔倒的老太太仁至义尽，倾力相助了。但结果是令人扼腕叹息、叫人心碎，被扶起的老太太不但没有感激的话要对他说，反而“倒打一耙”把他给“讹上”了。还告到了法院，这让人心寒。近年，见义勇为被告的还真不少，扶起跌倒的老人竟成了“高危”动作。跌倒的老人像个“雷区”，令许多人“望而却步”，实在是当下中国的悲哀。
　　 其实对摔倒的老人“扶还是不扶”这问题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中华民族素有文明礼仪之邦的称号，尊老爱幼也是一传统美德。“救人于难”是不需讨论和“还价”的。是一个有道德、良知的人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做。但现实却是那么残酷，南京的“彭宇案”，天津的“许云鹤案”就像祭起一面“血红的大旗”。在“媒体”的“发酵‘下，更加炫目。似乎在提醒人们对跌倒的老人要“敬而远之”，因为做了好事，即帮助了老人反而因“证据不足”，法院也会按“常规的思维逻辑”考量问题。那就是你，“肇的事”。不然，你怎么能“管事”呢？把做好事的“学雷锋”的统统视为“常人”，你不能举证自己的清白，当然，就是你“肇事”了。把个证明自己“清白”的义务交给了你，拿不出来“证据”，法院就“让你掏钱”。
　　 法院的判决，这分明就是竖起一道“牌子”，救人后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肇事者”的，救人的就一定是“肇事者”。无疑给道德水准低下的摔倒的老人“指明”了方向，给爱好“碰瓷”的老人提供了“机会”。
　　 笔者认为，现在，单靠道德的规范和人性的约束，已经不能托举起“帮扶”老人或者做好事后被诬陷的“风险”了。种种起到“示范作用”的“公方判决”，和想“讹人”又没“讹上”的也是“零风险”的案例，会更加剧“讹人”的老人出现，或许前边我们说起的“举着广告牌”寻找证人的年轻人，闹不好就是个“牺牲品”。所以要用法律这一目前唯一可以拯救跌倒老人的“工具”，作为扶起老人的最后的“软肋”。对有责任感的、有见义勇为的热心人，在双方都没“铁的证据”时，应免于处理，就像媒体上说的那样“做好事者或见义勇为者受到委屈时，公权机关应主动介入调查，承担举证责任，这样才能卸掉市民们见义勇为时的“思想包袱”，促进正义的社会风气形成”。而对热衷于“碰瓷讹人”的老人不论从道德上、情理上和法理上来说。都要给予处理或者以“诈骗罪”予以惩戒，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媒体要大力广泛宣传像“老太搭车意外死亡，好心办坏事车主四次赔钱遭拒”的李孝香家里人那样，讲良心、讲道德，“我们家是不能为了钱卖了良心”。
　　 但是，人总是有差距的，“笃信诚实，善良的背后有邪恶，随了善良；助人的背后有嫁祸”。故而，对见义勇为的，有道德、有良心的、热心人。我们的媒体要大力宣传，并呼吁政府给予奖励；对于以德报怨的“讹人”者，要处罚，要从重、从快、从严。用法律作为托举跌倒老人的“护垫”才是最理想的“工具”。毕竟批评教育对于一个不但身体跌倒而且道德也摔倒的老人，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唯有让其知道“讹人”的风险是巨大的、后果是严重的，他才能不至于“跌倒”永远也“站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