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字重光，南唐国君，史称后主。他即位时南唐大势已去，只能苟安江南一隅。开元八年为宋所灭，后主被俘至汴京，一直到死过着阶下囚的痛苦生活。史载后主仁孝，性懦弱，但才华横溢。可怜四十二岁便结束了生命，据某些史料记载系被宋太宗用药毒死。他的词现存38首，收于《南唐二主词》中，其他艺术创作无一留下。
　　 如果说在我国古诗词群星璀璨的高空，有一个特别耀眼的星座，那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它登峰造极，光照千古，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珍奇，也属世界人类文化之瑰宝。然而多年以来，论者与读者总难认识统一，批评与赞扬常生矛盾。一方面对其之指责从未间断，一方面对其之崇拜却与日俱增。“题材论”理由不足，“思想性”概念不明。今就管见所及，聆教于海内有识之士。
　　 后主词，语言亲切，声调优美，思绪深刻，韵味无穷。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乍听初闻，谁能相信这竟是古代一位皇帝写的《虞美人》词，它于我们就象当代白话一般熟悉，就象自己心情易于理解，简直是桩奇迹。
　　 后主填词，全凭真情实意，毫无矫柔造作。尽管有人指责他不该“垂泪对宫娥”应该“垂泪对山河”，我却认为：当时当地，此情此景，作者思绪未必一定须迁就读者心愿。何况后主词作中尚不乏“山河”佳句，即在上述“垂泪对宫娥”（《破阵子》）一词里便有“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云云。其他如“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沙》）等等。有何必要每词都出豪言壮语？
　　 文学、艺术归根结底都是情感的产物，因为情感是思想的结果。情感贵在真，真实而又真挚，如此作品才有意味。这正是后主词的第一个特征，构成他语言亲切的要素之一。此外，他还善于把生活口语提炼成文学词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鸟夜啼》）。似这般明快清澈的语言，即使再过数百千年，读者也不会觉得陌生，它将永远予人亲切感。又如下面这首《一斛珠》：
　　 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轻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浥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这首极其精美的词主要描写丽人之口，据大多数史料称，对象即后主一生钟爱不移的周后娥皇。精美之处在于自始至终对口的描绘都是动态，尤其传神之尾句流光溢彩！
　　 同时，词中使用的“些儿个”、“娇无那”、“可”、“唾”等别致的口语毫无粗俗感，且与其他清丽的词汇交织成了文学锦缎。
　　 整首词洋溢的浪漫情调，展现的欢乐氛围，是后主悲苦一生中难忘的幸福时光，犹如暴风雷雨到来之前天边耀眼的斑斓。
　　 众所周知，古诗词作家非常注重韵律，特别讲究平仄，显示出音乐的敏感、良知和素养。因而他们的作品不仅琅琅上口，适于吟唱，即便是无声的阅读，也能在心中聆听到优美的旋律。旋律是音乐的第一要素，旋律美是一个作曲家天才的标志，它不象节奏与和声可凭学会和掌握的技巧完成。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门德尔逊都是旋律的出类拔萃者，我国的京剧皮黄之所以百听不厌,也正是其唱腔符合旋律进行的规律。
　　 古诗词之所以有不衰的生命力，除了与现代诗歌共同具备的思想、意境、语言等要素之外，就在于它独具的音乐美。后主非但深谙语言的旋律，于平仄中还精挑细选。何处阴平，何处阳平，仄声怎样交替，拗救如何抵消，无一不考究，无一不苛求。如果我们潜心钻研后主作品，便能发现同类仄声字他极少叠用，而可平可仄处又多半以平代仄。意旨即在音调的丰富和优美。
　　 比如“雕阑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虞美人》）这一“改”字，表面地孤立地看似乎不雅，但从音韵上考究则不同凡响，因而显得别致。它与整个句子组成“上去阴阳上（或“赏去阴阳赏”）如此流畅动听之乐句，呼应前头，无异一个出色的“半终止”（乐曲术语——笔者注）。
　　 再如“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浪淘沙》）其平仄组合为“阳去赏阴阴”，感觉如何？假若把“帘”字换成“窗”字，感觉又如何？恐怕不仅仅是视觉上一雅一俗的问题，在听觉上的美感也会大相径庭。当今学诗者，不少人只强调内容而轻视形式，未免失于偏颇，这就无异于写歌只管是否能宣泄内心的情绪而不顾曲调进行的规律，如此作品就很难留传于世了。
　　 然而，以为后主的词只是形式美的典范和标本，那就片面了。后主不仅掌握了一个天才诗人完美的技巧，而且具备了一个伟大作家宝贵的素质，这素质即是对世界、对人生深刻的体验和思虑。惟其深刻，方能写出人人心中皆有却人人笔下皆无的妙语。尤其可贵者他能把个人独特的感悟提升为众生普遍的共识，而这种认识并非别人先前固有，或有也尚未成型只是朦胧状态，经作者点醒引起共鸣，于是“人人心中皆有人人口中皆无”的警句便出现了。
　　 李煜词作之所以有这般成就，源于其思绪深刻，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间词话》）“人生长恨水长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已非仅属亡国之君个人的悲叹，实际上涵盖了尘世间共同的人生际遇。当人们读到这些警句时不会停留于作者的身世，更多的是联系自己的经历与心情。警句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超越了时空、性别、荣辱、贵贱等等，正如哲学所云：个性比共性丰富，共性比个性深刻。
　　 离愁别恨是李煜亡国成囚后不变的主题，对故国和昔日的怀念深沉无比。如果撇开特定的政治背景和人物身份，这种情境就具有了普遍意义，融入任何一个失意人都很熨帖，可谓哲学的抽象。朱光潜说“抽象就是提炼”，诗词作品抽象能力强如李煜者，非但前无古人，至今也可说后无来者。这即是身为亡国之君受人轻视的李煜却在文学殿堂占据崇高地位和声誉的根本原因。史称后主为“词皇帝”当然非指一个填词谱曲的皇帝，乃词中皇帝词中最上者也。此顶桂冠他受之无愧，从古至今也惟有他受得起。
　　 思绪深刻使后主词浸透了人生际遇的本质和内核，蕴含哲理，是其作品历代久传不衰，拥有最广大读者群的首要因素。又如这首《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据说此词系后主思念其弟从善而作，从善被宋太祖押在汴京当人质不能返回江南，而后主无力得使手足团聚，此说应可采信。即便另有所指，也绝非单纯男女私情。
　　 词中倾诉的情绪强烈而深切，“砌下落梅如雪乱”乍看是自然景物，实喻作者心态。落梅“拂了一身还满”暗示心中离恨挥之不去，哀怨至极，事非等闲，国亡家破之痛溢于词表。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比喻更生动更直接，以具象和显示代抽象和隐约，是李煜纯熟的艺术手法之一，他从不矫情，也不故弄玄虚，而以构思之精当和巧妙取胜。
　　 他的词不尚典故，不镂金错彩，全是内心率真自然的流露，使人倍感亲切。只需想想那些作品产生时距今多久，而我们现在读来竟毫无陌生感觉，这就令人不得不惊奇！词的语言浑如白话却又文采斐然，后期作品更加如是。然而当代一些填词作诗者，遣词造句惟恐不偏僻，惟恐不深奥，且以此卖弄和炫耀，天知道有几人欣赏有几日流传？
　　 有心的读者会把后主词的句子逐个进行声调排列，从中感受其优美动人的旋律并上升至理性分析。须知填词不单靠文字功夫，还需音乐修养，有些作品，朦胧晦涩，难以捉摸；有些作品，一览无余，没有回味。后主词则否，既亲切，又含蓄；既洒脱，又严谨。可松可紧，能放能收。“帘外雨潺潺”提笔自由挥洒，“春意阑珊”落笔凝练升华。“独自莫凭栏”何其清淡，“无限江山”多么浓郁！宛如平川过后，奇峰突起，疏密有致，韵味无穷。因此王国维对李煜词首屈一指，谓“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