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作词不少，其最佳者还数《念奴娇——大江东去》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两首词，最能显现作者襟怀与风采，豪放旷达，自由潇洒，使其有别于众人，自成一大家。
　　 任何作家，贵在形成自己作品风格。风格愈备，独创愈显。东坡之词，除上所述以外，亦有沾沾作儿女情，绵绵出温软语者，然而此类作品终不及秦观、柳永。因缠绵婉约不是东坡风格，或者说，尚未形成其风格。但是读他的《念奴娇》与《水调歌头》，就感觉风格极其完备，独创十分明显。“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胸怀何其宽阔，视野何其辽远！“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真乃气象万千，气势雄浑。人非豪杰，焉能出此壮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形容之浪漫，仪态之潇洒，翩翩跃于纸上。“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难怪有人说，斯人未故已成仙矣。
　　 我认为秦、柳自有其动人之处，若强己之不能，学东坡豪旷，势必画虎难成。反之，若东坡舍其途而趋秦、柳，也难免效颦弄巧。况秦、柳又各有其长，别具其貌，非但难分轩轾，亦难以模仿。每个作家，在反复，经久练笔习作之后，须自我进行一番剖析，明确发展方向，形成特有风格，并致力使其风格完备，以求独创。东坡词《念奴娇》与《水调歌头》之所以无与比肩，成为绝唱，道理即在于此。其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曾为一时之模式和定格，不少词家纷纷步尘。如黄鲁直词：“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处，红露湿人衣。”闲闲老亦云：“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然而此类仿造词句，并不为读者广泛传诵。风格之不能强求，也见于此。
　　 人有什么襟怀，文有什么风采，东坡年少得志，二十岁中进士。尔后于新旧党中升降浮沉，视功名利禄如草芥，心胸净化，文采升华，诚非一般世人所能企及。其另一首词《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亦属不可多得之佳作：“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绞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只有脱去了世俗凡愁，超绝了人间烟火，才能对名利场表现出如此深的厌恶。当然，对他这种带有浓厚“出世”色彩的人生观，我们不会以当今人民群众为干四化焕发出来的巨大热情与之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尺度。这里主要就东坡词作风格而论，其语言平易，平易中有“气功”，文字朴素，朴素中有秀美。东坡于写作曾载名言两句“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故其文字如行云流水，意到笔随，纵横恣肆。世人常谓其词多不叶音律，乃陈腐浅陋之见。《词林纪事》说：“东坡老人故自灵气仙才，所作小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不独寓以诗人句法，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也。”此论极其中肯。东坡填词，不喜雕琢，浑然以气势取胜，宛如诗中李白。尽管有些不叶音律，“只是人不能学，焉得议其非正声！”（《百雨斋词话》）事实上，东坡并非不讲究音律，但绝不以词害意。《乐府指迷》云：“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辛弃疾——笔者注）诸贤自诿。诸贤之词，固豪放矣，不放处未尝不叶音律也。”由此可知东坡谴词命句之原则，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大家之作，何能以绳墨约之！
　　 综上所述，词中东坡，犹诗中李白，其贵在豪放之风，旷达之怀。而东坡之旷，又源于对事物深刻之观察，对生活深切之感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既真知灼见，又富于哲理，为其词增加了重量与厚度。同时他又能顺应自然规律，不为失望所苦，满怀希望之光，道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乐观，挚诚之语言，予人清明透彻之感。
　　 《四库全书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亲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比东坡为韩愈，指“以散文作诗”也，散文者，古文也，即以气势取胜，尽去浮华，就此而论，自无不可。然终不若比东坡为李白，其性情，其襟抱，其神韵，其风貌，可谓无一不酷似李白。东坡之词，从内容到形式，明显区别于先前作家，使其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座新的丰碑。而《水调歌头》、《念奴娇》即此座丰碑上重要之标志。《四库全书提要》谓“至轼而又一变”，盖指此也。然而东坡高瞻远瞩，囊括天地，乃至超凡脱俗，飘飘欲仙，却使同辈人可望而不可及，使后承者更惊呼赞叹。
　　 大江东去矣，东坡应是风流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