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几乎遗忘了自己当初教书的情形。
　　 昨晚和儿子聊天，妻子爆料了一把，说儿子说我坏话了。我很有趣味地打听儿子说的是什么坏话。原来妻子带着儿子坐车时，一车子的老师，别人问他我是干什么的，儿子想了一会儿，突然冒出了一句：他是老师又不上课，他上班又不是很正常，我看他整天就坐在电脑前，好像很舒服的，反正到时候就领领工资，有点像——寄生虫！一车人哄堂大笑。
　　 童言无忌。我一向不太在意孩子的言语，所以孩子说话一贯不太顾及，真话也就多了，其实是很难得的。不过我自然不会撒手不管，只是用沟通的方式疏导他，所以后来要好一点，不过时不时地冒出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语言。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事在一起的时候，儿子在身边，我要求儿子喊他，儿子说我不是不想喊他，而是不知道喊什么。我说你就喊校长吧！因为这个同事以前做过学校的校长，儿子说他又不是，我是不是应该喊他前校长，我又好气又好笑，一时还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不过，我自然不是听之任之的，努力寻找一些理由来改变一些情况。比如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会告诉他，工作有很多种，妈妈上课是工作，爸爸不上课也是工作；妈妈改作业看起来很劳累，爸爸整天和电脑打交道也并不舒服，没有人会随随便便地就把工资发给不做事的人。
　　 不过，在解释这个问题时，我自己也在犯疑惑，我自己也问了一下自己：我究竟是干什么的。
　　 儿子的描述是部分正确的。我是老师，可我已经十多年不上课了，主要在一个乡镇的教育主管机构里跑跑腿，打打杂。来人的时候会递递烟、泡泡茶、倒倒水，上面检查的时候，会伙同别人做好事先的准备，然后每天会接不少电话，发一些通知。临时性任务来的时候，会突击应付。工作的性质决定着我有时异常清闲，有时会累得喘不过气来，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同样的缘故，有时我会经常露出一张笑脸，说话时有意无意地表示出一种谦卑，究竟有多少真诚自己并不知道，反正怎么过都是过，人生最珍贵的二十年都已远去，剩下的时光是不会再折腾了。
　　 甚至，要不是儿子无意中提到这样的语言，我连这样的问题都没有想过。
　　 认真地总结一下，我的工作最主要是两项：一是写应付性的材料，一是填写应付性的表格，附带着自然会说一些应付性的语言。不过，这点并不突出，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都在说应付性的语言，所以也就不突出了，不能算的。
　　 不是具体从事这个行当的人不太知道，一般以为这些都是极其容易的事情。我是具体执行者，其中的甘苦颇有感触。写材料要简单许多，一般都有个框架，然后用文字串起来就行了，与水平文采无关，再说原本与自己就无关，犯不着较劲，能做到文从字顺再有点速度就可以了。再说，你写的再好，领导都还是要改的，要不然就显示不出水平了，得给领导留个施展的空间，你也省力，他也有成就感，两好的事情。就表格而言，当然有很多种，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把它区分为以下几种：最简单的是完全真实的调查性的表格，实际调查一下，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它填好按时上报也就行了。这算一种，但是这是少数，我们大多数时候填的是准真实的表格，我们不能说完全是假的，但是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真实的，这就需要拿捏，领导一般不会过问具体表格的，给予的指示都是按文件办或者是按要求办，几乎等于没说，剩下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
　　 隔行的人不太清楚。举个例子吧！很早以前我们国家承诺过完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硬件要跟上，也就是房舍以及设施都要达到标准，这是钱的事情，好解决，还有一条叫做软件也要跟上。所谓软件就是要从表格和数字上能够清晰地反映出适龄的孩子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那一套表格大大小小有三四十张，纵横交叉，纵是人口状况，横是学生状况，两者一比对就能看出受教育状况。现在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强，本地人口在外地读书，或外地人口在本地读书都是极为普遍的，这就给工作带来了难度，按说实地调查不就行吗？怎么调查？去北京还是上海，还是全国各地都得去，显然不现实，况且即便你采集来的数字完全真实的话，经过一测算，未必就能达标，又不行，只能调整，一直到调整到达标为主。问题是假的真不了，调整这个就得同步调整那个，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当时，我们身边许多带着老花镜的学究们，左手拿着铅笔，右手拿着橡皮，一张表格被擦破了好多窟窿，最后一比对还是不行，叫苦不迭。
　　 那时我刚出校门，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自然由年轻人去做，领导叫我对付，我花了很长时间，把这套表格研究通了，所谓通则不痛，我对于表间关系很通透，我知道怎样调整，就几乎没有破绽，通过率较高。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个三流的老师不经意地成了一个二流的填表人。
　　 还从学校里填到了乡里，最终还扔掉了教科书。别人羡慕教师不教书，我当时也不太愿意整天呆在班级，不过，我有一种发国难财的感觉，因为在想方设法把表格填的接近完美时，我心里清楚，我做的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到了乡镇的教育机构里，填表的任务更重了。因为要面对十几个学校的表格，首先得审核别人交上来的表格，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没有问题。所以有时也很辛苦。记得有一个晚上，汇总过后的表格在逻辑上总是矛盾的，反反复复地检查，总是不行，而上面催的要命，不完成是不行的，于是只能呆在办公室里一个一个地核对，到了十二点钟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缘故，不过是因为一个学校的一个笔误将性别填错了。查出之后，浑身瘫软，走在回家的路上，月色朦胧，夜气更深，只能以苦笑打发自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焦虑。总是有人在后面催你，而且催得时间总是大幅度地提前，好好的一套表，大约要三天的时间，但是总是要求我们一天或者两天解决，只能加班，好容易揉着肿眼睛泡交卷的时候，发现别人还没有做，自己的紧张纯属不必要。其实也能理解，之所以催就是因为怕滞后，一个滞后，事情就做不来了。因此，只能往前催，催得每个人都心急火燎才可。
　　 当然这种表格算难的，业内人称技术含量较高，耗费的精力很多，大部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稍动体力和脑力即可。就这样，回首十几年，我绝大多数的时间竟然就在这种消磨中悄然度过。而且，非常大的可能是我今后还得在这样的节奏之中继续前行。
　　 曾经有人称赞我表格填得好，原因大概有三：一个因为胆小，上面布置得事情只能做，而且只能赶在前面把它做好，时间上过关；二还是因为胆小，不敢用糊弄差事的方式去应对，所以表格本身倒是能架住推敲，逻辑上过关；三也还是因为胆小，填表的时候异常的工整，一目了然，态度上过关。有这三过关，想批评你大概都不好开口的，再说，你在那儿一坐半天不动，双眼都能冒出金星，哪个领导偏要和你过不去？
　　 再说，就咱们在家里苦心打磨的表格真要送上去，还是办事员接管，哪个领导能看那些宛如蚂蚁般的数字？所以，别人说我工作有点效果时，我总是疑惑，成效在哪里，它的作用当真比得上我为孩子们上一节稍作准备的语文课。
　　 曾经的老师问我：好端端的不去上课，在搞些什么玩意，我苦笑，老师啊！就是因为没有把课上好，才沦落到这种依靠橡皮支撑的游戏当中去的，老师想想，可能是这样的。领导们可不这样说，领导们开会时总是说，表要认真填，都是为决策服务的，我心里想，都要按这些数字来决策的话，我们可能都在犯罪，不过我也只能算个从犯，可谁是祸首呢？
　　 所以，即便现在，在义务教育达标十五个年头之后，我到我曾经的母校去，还能看到那些刻有“早”字的伤痕累累的课桌凳时，站在校门口，看着老师和学生们奔跑在黄土篮球场溅起的满目烟尘时，看到所谓的图书室里不过是堆满杂物而没有一本像样的书籍时，我就在想，我们的教育发展得真有那么快吗？我们做得真有那么好吗？
　　 所要说明的是，本地的经济状况还算不错，人均纯收入一年总该有个五千到一万的，而且这绝不是表格上的数字，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可以判断出端倪的。
　　 显然，这些问题不在我的范围之内。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当大家都希望并认为已经很好，已经很重视时，答案也就慢慢地偏移了。
　　 时代还是发展的，微机成了办公的必备，作为乡镇的教育管理机构，我们自然桌前放着电脑。对我而言，那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快捷了一些，打发多余时间也舒服一些。不好的地方是，对于这类电子方面的东西，我弱智的要命，很难达到办公自动化的水平，像李逵绣花般，一双粗大的手在键盘上左不是、右不是。而且现在很多数据管理都要通过软件操作，有时电脑还生病，几天前，重装系统，把我的一套数据全部覆盖了，我茫然无措，折腾了一个长假，依然未果，焦躁与忧虑使我情绪降到了极点。
　　 看来，我是真落伍了，已经不太适合再做同样的事情了。可是，十几年的消磨似乎让自己同样也不太适合教书了，讲废话的习惯开始流入到骨髓深处，外表热情内心冷漠成为一种下意识，缺乏教书的热情，理论也接近断层，面对学生可能不是恐慌就是倦怠，恐慌与倦怠的后面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中年男人，憔悴的亚健康型的中年老男人。
　　 表格固然难填，可是它有行有列，还是能够看出来的，可面对人生与社会，连这些符号都没有，如何应付得了。表格是平面的，显性的，而生活是立体的，还是隐性的；表格上可以有点水分，错了可以修改，还会有人卖单，而漫长的日子确实是实在的，一去不返的，自己结帐的。填表比过日子容易许多啊！
　　 不过，我的填表经历告诉我，真应该更简单一些。就拿当年的普及九年制教育来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达标就达标，不达标就缓几年达标，没必要把脸打肿说自己生来就很胖的。以前搞达标的时候，其实未必达标，现在，这不是问题了，中部地区还有谁的孩子不让上学？上不起的话，政府掏点钱实地解决不就完了，改两个数字能起什么作用。再说，我们能不能达标关国际上，关人家美国什么事？自力更生饿不死人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很多人，各行各业，从被欺骗者慢慢地演变为欺骗者而自己却浑然不觉，还以为在为社会在做贡献呢！等到泛滥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这样一来，诚信不就缺失了吗？我想说的是，再这样下去的话，道德都要沦丧！
　　 那些明明自己摔倒而反过来讹人的人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出现，说明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饱经风霜的他们清楚地判断出，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可信，想方设法找点钱才是最为现实的，这不是道德的沦丧吗？群体性的沦丧！
　　 为什么看到悦悦的惨剧，冷漠的是十八个人。
　　 说一句真话，做一件真事，搀扶一个路人，打一个报警电话真的很容易的。
　　 况且，我们还是父亲、母亲！我和儿子交流很坦率，他也颇具了口无遮拦的风范，他并不知道，我只是想让他把说谎的时间往后推迟一点点而已。况且，他们长大时，也许就真不需要说谎也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