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懵懂小青年的时候，我曾经很喜欢这么一首歌：“昨日象那东流水，你我缘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四飘流……”
　　 喜欢这首歌，喜欢它的飘逸轻灵，喜欢其中所透出的淡淡的愁烦，喜欢它所道出的无穷人生感慨。
　　 恕我愚劣。虽然经常挂在口上哼着，直至有一日，经一位长者点拨，这才注意到：原来这首歌就是脱胎于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首《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原句为：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这首诗是天宝末，李白在宣州（今安徽宣城）为族叔秘书省校书郎李云饯别时所作。诗句抒发了作者一生抱负难以实现的牢骚，写得很深沉，很优美。
　　 联系诗人艰难坎坷、困苦流离的一生，更加体味到他那颗伟大的仁者之心，体味到他不肯向社会现实低头的傲骨冰心。
　　 关于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代表着中国传统诗歌两大发展方向的人物，对于这一对生前相知相亲、死后却被硬生生人为对立的好友，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到底孰轻孰重，多年来诗坛上一直是三缄其口，引以为忌，中国历来便有扬李抑杜与扬杜抑李之争。后来，为了求同存异，有人出来打圆场，以李白、杜甫并举为传统诗之二大高峰，这才稍稍平息了众论。然而近几年来，扬杜抑李的声音又抬头了。
　　 其实，这些人不是不懂诗，而是不懂李白以及他的诗。
　　 李白生自大唐盛世。自幼胸怀大志，少即以才名显。年二十五，仗剑西游长安，散金三十万，诗名、豪名满于天下。然而一直是怀才不遇。四十二岁时，始因玉真公主与道士吴筠之荐应诏至长安。满望能实现其一生抱负，但是唐玄宗只给他一个翰林供奉的闲职，并不加以重用。又因生性傲直，不阿附权贵，没两年即中谗被“赐金放还”。他由原先的满腔热血，雄心勃勃，到这时济世无望，希望破灭。自此更加放浪形骸，纵情诗酒。但他报国之心始终不灭。至花甲之年还出来想做点事，却又因永王事件受到牵连，几致远涉夜郎。直到六十二岁时得病客死他乡。以他这样空后绝后、才华横溢的大诗人，竟遭遇致此，简直可令河川阻流、山岳动容。
　　 在心情最为落寞的时刻，他曾“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曾感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曾哀叹“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在最为消沉的时刻，他也曾“与尔同销万古愁”，曾“载波随妓任去离”，曾追求“骑二茅龙上天飞”……
　　 许多人以为李诗艺术性与杜诗相为伯仲，但“思想性”不如杜诗。因此，冲着这一点，扬李抑杜者顿噤噤不敢言，因为一旦反对杜诗，即等于政治思想觉悟程度不高，“不爱国”，“不关心国计民生”了。
　　 而我却要说：别坐着的不知站着的腰酸疼。像李白这样的出身及经历，像他这样的个性及境遇，任何人也是潇洒不起来的。只有深入体会到李白坎坷困顿的一生，深入体味他在诗作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这才会明白：正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一样，他并非不爱国（爱国的表达方式有多种多样，积极是一种进取，消极是一种无奈），情之切而显之薄——他是真正的大爱若恨、大公若私呵！
　　 除了消极成份，我们也应关注到：即使是在被赐金放还后，他的心里始终牵挂着长安。他反复在好多诗篇里提到长安，拳拳之心跃然纸上。如：“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等。即使处处破壁，他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追求，有时还乐观地表达：“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他的所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不过是在饱受排挤后心情处在长期压抑中所发的牢骚！
　　 更为难得的是，即使是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他始终不曾忘记关心民生疾苦，体现了一位大诗人应有的博大胸怀。他多次在诗篇中抒发爱民情怀，如反映纤夫之苦的《丁都护歌》、反映农家疾苦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反映思妇及戍卒情绪的《北风行》、《关山月》等以及众多揭露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诗篇。当然篇幅与老杜相比有逊，但相对来说我却更喜欢他这位性情中人的表现风格。
　　 至于艺术性，我认为：李白的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即足可将某人的所有诗篇压得黯然无光——
　　 这是真正超凡脱俗的诗句，这是真正的魄力，这是真正的心灵的跳跃，这才是真正的灵魂的震憾！
　　 这种诗歌创作的高度至少至目前为止是没有人能达得到的。
　　
　　 虽然现在扬杜抑李的人甚多，但我想，假如二人皆活在当世，喜欢李白的人恐怕会远多于杜甫。因为李白豪爽大方、傲骨凛然，形象潇洒俊逸，令人不由自主产生仰慕崇敬之心。李白的形象无不有血有肉、可亲可敬地闪现在他的每一首诗篇当中。我们在读李白的诗，在读他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读他的“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读他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时，那或傲然孑立、或仰天高歌、或仗剑彷徨的、活生生的李白，就如站在我们面前一样。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文中，对李白进行了热情的推崇，而对杜甫则进行无情的嘲讽，故一直受到后人非议。拿一句不很恭敬的话来说，对于这位“老郭”的言论，我这个“小郭”也是不甚赞同的。然而，对于他为李白所作一些赞语，我却是十分地支持。
　　 论者以为李白没写过符合格律的七律而认为他不如杜甫，这简直是象有人因鲁迅不写长篇小说而认为他不佩称文坛巨匠一样地幼稚可笑。毋庸说李白所处年代近体诗发展尚未完成成熟（至杜甫方才一变），传统诗本从没有格律中来，后人设下格律，无非从音乐角度，只为能读来顺口，易诵易唱而已，并没有任何文学目的。遵循与否，视个人好恶而定，并非一定非得往这个套套里钻。说李白没写过真正意义上的七律而否定他不是大诗人，那么置不识七律为何物的屈原、曹植、谢灵运、陶渊明于何地？我以为：中国传统诗就因为这一点才陷入纤弱、拘谨的地步乃至缺乏大气之作。
　　 文章本天成，天然去雕饰。人的感情原先是自然流露的，适当加以修剪或许可以更完美地表达，但若是限制与束缚过甚，兼及考虑其他种种因素，则再美好也会失去其原汁原味。这样处处拘泥的表达结果，当然不如原先自然表达的生动逼真了，这也许是如今诗赛中获头奖者多为古风的缘故之一吧。
　　 李白与杜甫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明人认为唐诗有“四变”：“一变为陈子昂，二变为李白，三变为杜甫，四变为韩愈”。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之第一首开头就说：“大雅久不作，我衰竟谁陈”，他主张诗歌创作继承传统道路并发扬光大，“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所以他不为律而拘，他善写古风，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而杜甫则严守格律，精雕细琢，一丝不苟，后人多引以为范。杜诗是一个度。超出这个度，所谓过犹不及。如果将这个圈子越钻越深，就极容易导入一个“为诗而诗”的境地。不少人因辞害意，将传统诗当成了一个可套的公式。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种现象：不少人的诗作大都是格律讲究，对仗工整，四平八稳，好像是一位度着方步口里念念有词的学究。一般来说这些作品由于作者功力较深，固然找不出有什么毛病，但也看不出什么特色来。
　　 现在再论杜式诗歌对国民素质及社会风气的影响：
　　 第一，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人的性格之养成来自环境、经历、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如果长期处于惜墨如金、字斟句酌、精雕细琢的精神状态，固然可让人养成勤俭节约，行事谨慎认真、精打细算的习惯，但也极易让人陷入犹豫不决、吝啬小气、工于心计甚至胸怀狭窄的误区，这也可以算是“职业病”的一种吧。唐以后，宋朝就小气了。元以后掺入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鲜气息，然而还是没有多少起色。发展到现在，大唐人雍容大度、从容自信的气质再也难觅。我们所能见到的“崇杜抑李”者不少是脾气怪僻，行事乖张，小气得要命，甚至一毛不拔。
　　 这当然不包括所有人，真正学杜诗的人绝不如此。
　　 第二，如果整个诗坛一直是规规矩矩、方方圆圆，那么人的思维方式长期受到限制（在一个圈圈里打转），就会影响整个民族智力的发展，从而缺乏革新精神，并影响到创造力、想像力的发挥，我私下认为这也是后来中国科技实力不如西方的原因之一。
　　 第三，如果诗坛上人人危襟正坐、一本正经，人人精工细镂，人人追求沉郁顿挫——就会造成诗坛一潭死水，再也现不出半点涟漪来，整个社会就会消极沉闷，暮气沉沉，再也没有什么活力了。
　　 因此，倡导一种以大气、豪放、热情为主流的艺术风格有助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激发民族内力，搅动社会活力，使改革开放事业由此加大幅度蓬勃发展。
　　 杜甫的诗以贴紧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实为特色，故有“诗史”之誉。后人仿效者甚多，清人认为好多人如文天祥、谢翱、汪元量、林景熙、吴伟业等等皆可称为“诗史”。这种为诗之道是一个好传统，但不能以为凡关心国家大事的就是好诗。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么一种现象：每逢国之大事，大家就一哄而上争写赞歌。什么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也来一首，什么神五上天神六上天也凑一首，什么十五大十六大也都争先恐后喋喋不休……于是，一些诗词学会上的刊物上常常是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刊登这些。事无可非，情亦可嘉。问题是“诗史”不是人人做得出来的。如果这些“作品”大多呈口号式，大多缺乏真情实感、缺乏匠心独运或者怀有某种个人目的的话，倒不如去专写讲演稿。否则不用说李白，就是老杜地下有知，恐怕也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了。
　　
　　 我是扬李不抑杜。李白是天才，杜甫是人才。李白的诗篇，是极盛唐朝的产物。杜甫的诗篇，则可以说是唐朝衰退的标志，是乱世的产物。
　　 传统诗由原先的格律不拘到半拘半不拘，是一个高度。从陈子昂的悲慨苍凉，到李白的豪迈奔放，也是一个高度。如果继续往下发展，可能会将唐诗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可惜，历史选择了杜甫。
　　 历史选择了杜甫，正如它选择了唐朝的衰退一样。文章随世运。由盛转衰的唐朝，是再也写不出象李白一样豪放热情、瑰丽奇特的诗篇的了——而中华民族自此后也不再拥有盛唐的豪华气象了！（清有康乾盛世，但当时汉人失权，盛行文字狱，文化高压相当严重，传统诗不可能会出现又一个新的高潮）。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正如李诗所言“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现在，历史的时针指向了二十一世纪的初叶，中国传统诗在扬李抑杜扬杜抑李中一直哓哓不休了一千多年。随着经济的大发展，文化事业也初呈蓬勃发展的趋势。虽然目前社会怪象不断，然而瑕不掩瑜，千载难逢的大中华盛世想必即将来临了！我们既需要象杜甫一样关心国计民生的好诗人，但也更需要象李白一样充满激情、豪迈奔放的大诗人！
　　 当然，他也不是李白的翻版，他身上必然流着社会发展新鲜的血液，带有新时代的各种特征；他也不是无谓的歌功颂德者，他代表了人民的真正心声；他关注社会民生，以为全民族奋进摇旗呐喊为己志，但已不再是“沉郁顿挫”，不再是“精工细镂”，而是豪放热情、鼓动人心、引领人们向前进！
　　 时势造英雄。五十年也好一百年也罢，我们都是马前卒，只是在为“他”的“出现”作些舆论上的声势。我想这样的诗人必然会出现的——
　　 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