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日。
　　 破晓，薄雾。空气似已停止了流动，窗外的白杨树梢一动不动。我翻了个身，能清晰地听见汗涔涔的身子若胶带般从芦苇席上揭起来的声响。时钟刚刚敲了五下，母亲便将父亲和我叫醒，说要到东北园把昨天下午割的一亩三分地的麦子运回来。眼看就要下雨了，搁在地里，放心不下。我嘟囔着，还没睡好，夜里又闷又躁，芭蕉扇刚停，汗就出来了，好不容易盼到蚊子“熄火”的黎明，以为会凉快些，却仍不见一丝风。若是下雨，就凉快了，我想，但不敢说出来，怕被母亲骂。倘若真的下雨，麦子就要遭殃了。
　　 到了东北园，车把刚放下，一滴雨便打在了我的鼻尖上。
　　 “呦，下雨喽！”我心中狂喜，嘴上却是一声惋叹。
　　 父亲说：“下雨更要拉走，不要看天，快搬！”
　　 我偷眼扫一下邻近的几块地，身边两家种的是桑，桑叶如巴掌一般大，密不透风；地两头是麦子，也已割了，却仍放在地里，难道人家就不知道麦子浸了水是会发霉、长芽的吗？整个东北园，占地两百余亩，就数母亲聪明，天刚亮就把我们赶来了，好像生怕麦子会被打劫一样。
　　 东北园，顾名思义，位于我们圆庙村的东北方向。地为东西走向，南边刚好也是东西走向的芦苇，两头与田并齐，芦苇正值旺长期，高达三米，排列紧密，如一堵墙，阻断了东北园与外界的联系。从芦苇地过来，是浓密的桑田，接着就是我们家的麦地，往北有的植桑，有的种麦，有的只是一片荒地，野草没膝。过了一个高坡，坡下是乱坟冢，俗称乱岗子，是东北园的另一个称谓。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们村乃至邻近的几个村子，只要在东北园有地的人家，家里死了人，全埋在这儿，而在此之前死的，则埋在乱岗中，这是村支部规定的。
　　 下了雨，风也起了，从南边吹来，拂过芦苇地和桑田，桑似老人般佝偻着身子，隐约可见地里有两座坟，坟头上的野草无牵无挂地恣意旺长。这是大罕家的桑，坟里躺的分别是他的父亲和妻子。父亲在大罕十三岁时就去世了，生前曾去过很多地方，奔波了十几年，三十岁刚出头，就已满脸褶皱，连女人都难找。那大概是在五十年代末吧，像山西的男人走西口一般，他是我们村第一个远行的人，却辗转得很狼狈，一直在工地上讨活。后来在青岛，他结识了大罕的母亲，村人背地里都叫她“老叉子”，这是我们村发明的对山东女人的另一种称谓。“老叉子”的父亲是磨豆腐的，每天早上都会让她推着车子到工地上叫卖，每次来买的总是大罕父亲，每次都全包了。大罕父亲是伙夫，掌管着工人的三餐大权。原本工人便是很有地位的了，况且他还凌驾在工人之上。一回生，二回熟，时间久了，两个人便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大罕父亲见多识广，又是小镇上唯一的一个外来客，说的是“官话”，总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成熟、机智、诙谐、勇敢和神秘，几乎每句话都能勾起“老叉子”无尽的暇思和无限的向往。结果，不出所料，十九岁高佻、白皙的她不顾其父亲的万般阻挠，毅然绝然地断绝了父女关系，义无返顾地跟着他回了家。一到家，犹如当头一棒，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大罕父亲孑然一身，无父无母，住着两间破陋不堪的小茅屋，蛛网遍布，没有厨房，没有茅厕，屋里空荡荡的，唯一的家具便是一张窄小、肮脏的木床，床上没有席子，也没有被褥，是村子里最穷最邋遢的人家。
　　 “哇”的一声，“老叉子”号啕大哭，边哭边闹，并大打出手。围着很多人。大罕父亲得意地冷笑，往日的温柔化作野狗般的粗暴，随手便是一记耳光，“啪”的一声脆响，群声附和，像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就得打。“老叉子”不哭了，也不猱了，怒目睽睽之下变得异常乖顺，只是到了年底，家家都在爆竹声中辞别旧岁之时，她想家，趁着黎明前的黑暗，偷偷地走了，但刚走出五百米，就被截了回去，她似乎忘了那“群声附和”和无处不在的眼线。一回去，就被吊到了梁上，先是用鞋底劈头盖脸地扇，再扒光了衣服用柳条抽，抽得血肉模糊，直到天亮，大罕父亲想出了一条“妙计”，每次出门，都把她脱得光溜溜的，将衣服带走，锁在屋里。这样过了两年，她生了大罕，被孩子留住了心，便再也没有逃过。
　　 大罕十三岁时，他父亲突然死了。“老叉子”也不觉得悲伤，便和儿子相依为命，睡在这同一间黑暗、狭窄却很温暖的屋子里，睡了二十年。原本睡得好好的，大罕在“老叉子”面前，就像“老叉子”在父亲面前一样乖顺，而偏偏冒出了几个热心的婆娘为大罕“收拾”了一个媳妇。媳妇是四川人，名字无从考证，平日里乡亲们都叫她“嫚子”，这是对四川、云南、贵州女人的统一叫法，是卖了一头牛买的。“老叉子”气疯了，她把新仇旧恨全发泄在了“嫚子”的身上，几乎天天打，就像父亲当初打她一样。
　　 “嫚子”也跑过，跑出去一个月，跟着十里外的一对兄弟，养得白白胖胖的，却被我父亲发现了，他是在到那个村子里补笆子时碰巧看见的，兴奋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回家一说，大罕立即塞给他两包“团结”烟。当晚，大罕召集了两车（机动三轮车）人，趁着天黑，持刀拎棍，悄悄地摸到屋后，狼狗仅叫一声，便被围上来的人乱棍击毙。一班人破门而入将“嫚子”从两兄弟身子中间拖走时，“嫚子”还光着屁股。
　　 回到家，“嫚子”也被吊到了梁上，动手的是“老叉子”，脱光了衣服，一条腿被打折了。大罕见嫚子不能生育，便要了个女儿。女儿很听话，却依然被“老叉子”打，骂作是“小婊子”。
　　 去年四月，生活实在继续不下去了，大罕去了北京，做了民工。“嫚子”带着女儿在家，实在忍受不了“老叉子”的折磨，终于选择了自杀。但自杀前，她竟跑到二叔家咬了二叔一口。那一口原本是冲着脖子去的，好在二叔闪得快，只是胳膊上少了血淋淋的一块肉。事情发生在晚上，她咬了人，衔着肉就跑了。第二天清晨，有人到村前的池塘里淘牛草，发现了她的尸体，喝得饱饱的，死了。
　　 下葬那天，“老叉子”哭得死去活来，昏倒了好几次，村人也象征性地洒了几滴眼泪，之后她就被埋进了东北园，没有火葬。母亲说，她的死是老天对大罕的报应。因为在她死的前一周，大罕为了赚点钱，跟村人说，耕地时不小心把父亲的棺材犁开了，骸骨暴露在晴天烈日之下，很不好，为了表达孝心，他决定把父亲的骨头捡起来，重新打造一副棺材放进去，于是就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葬礼。村人在心里骂着，但也都参加了，喝了酒，吃了菜，就得给钱。
　　 “老叉子”大概是因为年轻时经常被扒光衣服，养成了习惯，积重难返了，每逢夏天，她总光着上身去村东头杂货店打酱油。我从发情时起，见过的最早的女人的乳房，便是她那垂下半尺、枯瘪不堪的“变形痰盂”。
　　
　　 雨点越来越大，落势越来越急，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接着就是一声霹雳。父亲和我都没有带雨具，头发全湿了，雨水从额上滴下来，视线一片模糊。父亲说，不拉了，只需要将麦捆码起来，码成“金”字形，回家拿塑料布来盖。然而，当我从地西头的老柳树下拎起一个麦捆时，发现底下赫然盘着一条花斑小蛇。我赶紧找棍子，打蛇是我们童年时最刺激的游戏，但棍子却找不到，没办法，就去折大罕家的桑，边折边紧张地回头看那小蛇的去向，但见它在刀尖一般的麦茬上自如地游动着，身法轻盈、俊逸，线条优美，从我脚边惊慌地滑过去，钻进了“嫚子”的坟里，坟跟很多坟一样，上面有个窟窿，有的是蛇窝，有的是兔窟，刚好容得下它小巧的身子。父亲见我在折人家的桑，怕惹麻烦，大声叫道：“过来！
　　 “已经断了，就折下来吧。”我苦笑着说。
　　 “我看你的肉又长尖了！”父亲原想过来打我，但却突然刮起了一阵阴冷的旋风，席卷两米高的桑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绿色的旋涡。我见蛇进了洞，就放弃了桑枝，但旋风却让我机伶伶地打了个冷颤。听母亲说，去年“老柴头”在稻地里拔草，被旋风裹住了，嘴都歪了，好几天都不能讲话。我站在旋风外，有父亲在，倒不是很害怕。但父亲看起来似乎比我紧张，脸色惨白不堪，手脚明显地隐隐发抖。我叫他，也不应我，盯着桑田，眼珠一动不动。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嫚子”的坟头上杂草丛生，掩没了今年清明节新添的那块土。旋风逐渐向北移去，父亲回过神来，只说一句：“回家。”
　　 “还没有码完呢？”我说，心想现在要是码完了，中午就不用过来了。
　　 “不码了！”他不耐烦地说，边说边急急忙忙地往地头走。
　　 “车呢？车不要了？”
　　 “放在地里！中午来拉！”他已走到老柳树下，脚步越来越快，我满头雾水地跟在后面，到后来几乎是跑着回去的，且不时地回头。回到家，被母亲骂一顿，说：“不管下多大的雨也要把车子拉回来啊！车轮子要是被偷跑了，看你怎么办？”
　　 父亲坐在桌边，头深埋着，一声不吭地抽烟，衣服也没有换，板凳被浸湿了，又被母亲骂了几句。
　　 早餐是粥、煎饼、咸菜、一盘绿豆芽。父亲让我洗个酒盅，母亲叫道：“大清早就喝酒！酒鬼啊！”父亲仍不理她，连干三杯，脸上才泛起点红晕。
　　 早饭过后，母亲一边洗碗，一边督促父亲穿上雨衣去东北园把麦捆码完、把车子拉回来。父亲叫上二叔。二叔家在东北园也有一块地，就在我们家地的东头，已经割了，还没有码起来。从昨晚乌云密布、闷热无风到现在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母亲一直喋喋不休地责怪父亲干活拖拖拉拉，假如积极一点，那一亩三分地的麦子早已堆进了粮仓，好在只剩下那一块地了。
　　 父亲和二叔回来的时候，面色都很凝重。路上听从县城批发化肥回来的四表叔说，今夜有地震。一下子屋子里全沸腾了，却又有些狐疑，倘若真的有地震，大队部的广播肯定是要通知一声的。但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大家都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便都各自匆匆地回到家中，安排布置防震。
　　 母亲心事重重地做了午饭。午饭是白菜汤、煎饼、一盘辣椒。饭后，喇叭里真的广播了，只说是两、三级的小地震，把家禽和牲口圈好就行了。但村人不是这样想的，惟恐天下不乱一般，都把它看成是要出人命的大地震。孩子们原本是不怕的，但见大人都吓成虾米一般，便也私下里讨论今夜到哪里避难。母亲说，最好躲进父亲用来编笆斗用的地窖里，堂屋是青砖瓦房，很容易坍塌，接着又埋怨父亲三月份不该把茅屋拆了盖新房，假如塌了，那三千块钱就打水漂了。父亲今天出人意料的乖巧，母亲说什么，他都不与她计较。晚上，屋里点着煤油灯，全家人围坐在桌旁，像是在等待命运的宣判一般。晚饭只是一杯白开水，煎饼，和中午剩的辣椒。瓢泼大雨依旧泻个不停，雷声一个响过一个，震耳欲聋。母亲说，她就是死，也要死在堂屋，谁都不能动摇她决定和青砖瓦房同归于尽的坚定信念。
　　 父亲用芭蕉扇将我帐内的蚊子赶了，叫我上床睡觉，说都是吓唬人的。我原打算是和伙伴们到打谷场上蹲一夜的，以为只要不睡觉，就不会死了，但他们都没有来找我，便胆怯地上了床，没想到一躺下就睡着了。夜里，只听见鸡圈里乱糟糟的，狗东跑西窜，鸭子扑打着翅膀，全都疯了一般叫个不停；菜橱里成落的碗、碟相互碰撞，“当当”直响。母亲问父亲，要不要把我叫出去躲躲。父亲说，只是小地震，看看再说。我哭着叫母亲：“妈，我害怕。”
　　 母亲划燃火柴，点亮油灯，安慰我说：“一会儿就没事了，小文，跟打针一样。”
　　 的确，只持续了片刻的工夫，便平静下来了，人们就像做了一场恶梦。我也渐渐有了睡意，不再哭了。
　　 父亲点上一支烟，长长地吁口气，缓缓地说：“地震我倒不怕。”
　　 “那你怕什么？”母亲惊奇地问。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今天早上我在嫚子的坟头上看见了一个人，背着我，一开始我从后面看那脸型和身段，以为是小文二娘，但回过神来一想，小文二娘大清早怎么会跑到坟头上去梳头呢，才觉得有点怪，就赶紧把小文叫回家了。”
　　 “什么小文二娘，乱七八糟的，你整天就会胡说八道。”
　　 “真的，中午我和丙飞从东北园回来，我落在后面，看见一个人，只有桌子那么高，一蹦一跳的，往芦苇地里钻，一下子就不见了。”
　　 “下那么大的雨，你肯定是看错了。以后这种事不许乱说了，没事扯这些干嘛？”
　　 父亲不说话。
　　
　　 六月二十一日。
　　 下了一夜的雨，雷电不断。天刚破晓，大罕便跑来溜门了。这段日子，他总往我们家跑。我一点都不喜欢他：满脸麻子，满嘴黄牙，矮矮的个子，獐头鼠目的，一看就像个贼，头发乱糟糟的，经常借我们家的篦子篦虱子。
　　 他恐慌地说：“夜里，一个雷劈下来，从窗口蹦进来一个大火球，一蹦一跳的，像个人一样，一会儿蹦到箱子上，一会儿跳到粮仓里，我不停地咳嗽，它也不跑。我想拿擀面杖赶它，又不敢，怕它一生气把整间屋子都烧了。大嫂你说，是不是小春她妈来找我的，在屋里蹦了二十多分钟——这一场大雨，一场地震，一定都吓坏了。”
　　 “这倒也没什么，前年大白天的，也不是有个大火球，从天上直飞过来，把我们家的树都打断了，好多人都看见了，那才吓人呢。”母亲说，“不过你抽空还是到小妹的坟头上烧点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