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到参加“相约辰河”文学笔会的通知起，我就开始上网查阅相关资料，积极地准备着，希望在笔会期间有所收获。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感到右边的一颗板牙松动疼痛起来。最初仅仅是隐隐约约的，我一直没在意。4月16日下午，我提前两个多小时赶到常德火车站，花十元钱进入贵宾候车室，找个座位坐下来，打开手提电脑，开始写一篇关于网络语言净化问题的杂文。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砺后，我已能比较自如地控制心神，免受外界的干扰了。
　　 我写得很顺利，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我站起身来，开始打量候车室。室内非常宽大，装修设施也很典雅，候车的人少，服务的人多，很快就使我想起了位于候车大厅另一侧的普通候车室。过去，我一向是在那一类的候车室里候车的。我很快觉察到，我心灵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东西，同时，牙也痛了起来。我走近服务台，询问从哪儿可以买到药。服务员告诉我，整个车站只有晕车灵出售。没办法，我只好回到座位上，打开《庄子》阅读起来，借此分散对牙痛的关注。
　　 列车终于到站了，我赶紧拿好随身物品，随旅伴们提前进站上车（这好象是车站的一句广告用语）。这是一趟由无锡开往怀化的普快列车，已经运行了二十多个小时，下了不少客，显得空朗。我随便找个座位坐下。和我同座的是一女两男，其中的青年女子是由男友陪着去省城参加“超级女声”节日的，落选了，准备回老家安心安意地开一家诊所。我从她的谈吐中感觉到，那可能是最适合她做的事了。男友原来是一位赌徒，曾经赢过很多钱，现在不仅全输掉了，还欠上了十多万赌债。他显然感到很惋惜，似乎还有些迷茫。另外一位旅伴是从无锡回乡探亲的打工仔，双眼微红，嘴里喷着酒气。他说他和老婆一起在外面打工，把两个孩子交给住在老家的父母照管。他不能理解父母怎么会花掉那么多钱，——他每年都给他们寄了足够多的钱，可他们还是经常打电话找他要。他对留在老家的几位兄弟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总是变着法子向他借钱，又始终不还，好象他在外面开着印钞厂似的。他还聊起了在无锡厂里的一些生活细节，使人感到，虽然没法和老板们相比，他日子总算过得还不错。一路上，他掏钱买了三次香烟，都是十多块钱一包的。我试图说服他改抽低廉些的，因为我觉着，那对一个日收入不足五十元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奢侈。但是，他明显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他可以在吉首也可以在怀化下车，因为两个站离家里的远近都差不多。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吉首下，因为他感觉怀化火车站太乱了。他的说法使我想起了某些书本里描述的湘西，过去一直是出土匪和打土匪的地方。
　　 上车半个小时后，我的牙又剧烈地疼痛起来。俗语云；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那会儿，我想我完全理解了其中的真义。在万难忍受的情况下，我终于开口向邻座们谈起这件事。那位赌徒告诉我，在九号车箱列车员那儿能买到药。我顾不上向他表示感激，便径直摇摇摆摆地向车尾走去。我运气很好，在列车员那儿留下身份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便拿到了两片去痛片，当场吞下。十多分钟后，我返回原处，又和三位朋友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起天来。
　　 凌晨一点左右，列车到达了终点站怀化站。我得从那儿转乘汽车前往笔会报到地点辰溪县城，而当时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于是，我在车间附近找到一家低档旅馆住下。我很快就睡熟了。我的好运气再一次发挥了影响，使我没有如郁达夫那般受到野鸳鸯淫声浪语的困扰。在今天这个时代，那种事情原本比郁达夫的时代更常见的。
　　 第二天上午，我顺利到达辰溪，按时参加了东道主安排的各项参观考察活动。我原计划抽一些时间去宋先钦的家乡后塘乡看一看。宋先钦是后塘乡莲花村原党支部书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带领村民办企业，因决策失误导致村里负债18.5万，此后，他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带领全家花费十年时间还清了债务本息共30余万元。我曾经在2004年2月13日的《湘声报》上看过相关报导，当时十分感动，准备以他为原型写一部中篇或者长篇小说，但是，在确实主题时我却产生了一些疑惑。
　　 很明显，莲花村办厂的失误是集体造成的，理应由集体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应该由所有决策参与者分摊责任。当时在乡党委主持下，村里作出了由村组干部和全体村民按责任大小分摊债务的决定，是符合集体主义原则的，后来，宋先钦独自担起了全部债务，则意味着其他村组干部避开了债务。因此，整件事一方面彰显了主要领导者的责任，一方面却完全可能造成其他人责任感的缺失。我以为，这种状况不仅不值得庆幸，而且应该引起深长的忧虑。因为，这种集体组织的绝大数成员责任感的缺位，完全可能导致党内个人主义的盛行，甚至封建专制的复苏，进而浼散党赖以存续的由集体主义原则凝聚起来的战斗力量。
　　 我知道，宋先钦事迹的影响绝不会是单方面的。因此，我很想实地访问一下莲花村当时和现任的村组干部，看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尤其想看看他们在宋先钦事迹报导后的真实心理反应。但是，我受到了越来越厉害的牙痛的困扰。在接下来的两天多时间里，我在辰溪县城买了两次药，最初似乎还能起点作用，后来右边的整张脸和脖子都疼了起来，火烧火燎的，搅得我头晕脑胀六神不安。于是，我几乎是毫不自觉地放弃了最初的打算。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4月18日的大型专题文艺晚会上，我还是见到了宋先钦书记。他是在晚会结束时出场的，着一身传统瑶族服装，虽只简单地讲了几句，鞠了一躬，却使我感受到了他伟大的人格力量。当时我显然被深深地打动了，冲动地站起来发了疯似的鼓掌，直到他谢幕退入后台方肯罢休。
　　 为期仅两天的笔会很快就结束了，我怀揣着难以遏制的兴奋回到家里，一边天天上卫生所打吊针，一边开始整理各种纷纭繁复的印象。我先写了短篇小说《冷塑像》和散文《辰河印象》。这篇文章收笔时自我感觉良好，在网上帖出后却遭到了批评。后来我认真分析了一下，感觉确实犯了浮躁的毛病。与此同时，我还十分沮丧地意识到，我错过了一次了解我准备写作的人物原型的机会；我坚持认为，这对一个准备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写作的现代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尽管当代文坛也许并不需要生活的真实。
　　 后来，我曾经费力地思考此次失败的原因，比方说，是否与牙痛直接相关；当牙痛搅得我六神不安的时候，我怎能做到如往常那般心如止水进而写出谐和美丽的作品来呢？须知，人的创造活力不只与脑的活动相关，而且与肌体其它部分也直接相关啊！但是，这种猜测却纯属徒劳，因为无法确认牙痛本身并不是急功近利心态的产物。况且，人的精神真的无法战胜物质的困扰或者诱惑吗？也许，面对今天这个喧嚣浮华的时代，我还是和列车上那三位旅伴一样缺乏宋先钦书记那种源自坚定信念的力量吧。
　　 ——这是一个值得时时记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