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语言思维是与生俱来的工具，语言与思维同时产生“审美”，语言是交际的必要手段，直接影响语言交际的效率和人际关系的协调。如文学对语言美的追求，语言的韵、势、味、趣与人物语言和叙述、描写、议论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形象化、个性化并创造审美的意境，是构成语言艺术表现力、感染力、艺术性和形成创作个性、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语言带有一种审美潜能，它使语言的运用产生美感成为可能。人的审美注意是大脑皮下结构和皮层相互作用的一种直觉观照，它积淀了人生经历、性格情趣、思想追求、经验借鉴、语言的知识认知，最后定格为一个审美观念。
　　 我们追求语言表达的美化，就是激起人们旺盛的求知兴趣。从言语交际的角度，语言不仅是一个对于规则的选择系统，而且是体现人的审美意图的选择系统。由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一个审美选择系统。美是一定条件下的和谐，当人们丰衣足食之后，爱美之心得以大放释。人们不是缺少美，而是欠缺对美的语言发现的“眼睛”。美感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或者自由显现之后主体对它的感受、体验、观照、欣赏和评价，以及由此在内心生活中所引起的满足感、快感、幸福感、和谐感和自由审美感。
　　 下面我们从汉语语言的“韵”、“势”、“味”、“趣”四个审美范畴开始论述。这四个范畴涉及到了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作为诉诸于人的感性形式的语言，其形式上的美肯定是占主要的，因而从语言审美的静态和微观表现上，取“韵”范畴作为代表，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音节律规则系统，韵是语音节奏和韵律的美。
　　 “韵”是中国艺术的最高范畴。汉语语言的音韵优势主要在于，语言中声少韵多由此构成富于美感的乐音音节，语言中音节界限清晰形成富于美感的乐音节奏，语言中四声起伏构成富于美感的乐音旋律，语言中多连绵词形成富于审美表现力的结构形式，语言中多叠音造就回环往复的语音美感，汉语语言易押韵组成跌宕起伏的音乐美，汉语拟声词具有独特的美感效应，这些都组成了汉语语言无与伦比的音韵美。韵是“气”和“神韵”统一之美。其中“气”是“化生天地万物的元素”和“推动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无形力量”。“神韵”是由实转虚的作为“神、气、韵的综合”。韵体现着“物之神”与“己之神”的契合之美。
　　 “韵”来自“声韵”，“声韵”当然是“气”所发出的，故可与“气”相通。例如《古文苑》就辑有班彪之姑班婕妤《捣素赋》“许椒兰之多术，熏陋制之无韵”；蔡邕《琴赋》也有“清声发兮五音举，韵宫商兮动角羽。曲引兴兮繁弦抚，然后哀声既发，秘弄乃开。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抵掌反覆，抑按藏摧。于是繁弦既抑，雅韵乃扬，仲尼思归。”两处诗都用到“韵”字，表明“韵”字汉时应有，当属无疑。再结合《说文》之解与《尹文子》之用，“和”者，是音之和也；“宫商舍征”，是以五音而喻文，其意与先秦、两汉的语言文化背景并不相左，为此说先秦应有“韵”字，当不属惊天之论。虽然先秦至汉应有韵字，且亦在诗文出现。但其时“韵”字之用，主要是与声音关联。而《说文》释“韵”为“和”，也至多可理解为五音之偕所据之观念，类似于“中、正、灵、均”之类。无非天道阴阳，音律节数，以和求合。此种情势显然不能谓之艺术之韵。
　　 从中国美学史上来讲，嵇康首倡“韵”说，直接以音乐为审美对象，把音乐作为具有自身审美机制与构成的自在体，更体现了自觉的审美视界。冯契指出：“嵇康以为，艺术本身并不具有移风易俗的功能，只是因为人们都喜欢听和谐的音乐，所以把‘乐’与‘礼’配合，起了教化的作用。”冯契是正义反论，以说明嵇康之越“名教”仍然要合乎另一种名教。但对现有名教否定、叛逆之意却很鲜明，毫无模糊之态，这无形中使“韵”趋向“超俗”一极被突出和强化了。总之，中国艺术之韵有了一个发端， 特别是嵇康，从理论上呈明艺术与人生的审美境界，是一种有自然之韵的高翮远翔的超俗境界，它使得中国艺术在其“韵”概念的萌发初始就带有浓郁的主观化理想色彩。这一特点为以后“韵”的概念由“超世跋俗”转向与生命之气凝合。比如此“韵”，其意涵渊源实有两个，一个是与“气”思想结合的生命韵律之韵，那是阴阳动荡，富有活力的；另一个就是佛理之韵，此韵思理多于气血，智慧多于交感，超俗多于应世，中国艺术的“韵”之根源，为生命气韵，讲求情感表现的喷射与艺术形式的饱满淋漓，体现了“韵”的审美特质的丰富呈现。审美，就是人在无功利需求状态下，由观照事物形式一形象而产生愉悦感觉的行为。从语言物性中发现精神，是审美的必然结果。
　　 “势”之美源自汉语言语合于生命节律的语音音势配置而带来的愉悦感，包括汉语语言语流音变之美，语调调配之美以及音步之美。势语作为伴随语言手段通常表示的是说话人的心理活动和真实情感。情感表露指用面部表情和各种体态动作表达内心的思想情感。人是有情感的，情感表露是人的本性。动态的主观体验、生命的模式、感知、情绪、情感，或者是特殊的声音，或者是特殊的形状，或者是特殊的色彩，甚至是特殊的运动态势等，这些特殊的情绪、声、光、色、形或运动态势都能够以独特的形态唤起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
　　 例如，《瀑布》一诗，通篇无一字直接写瀑布的声音、颜色、形态，会使人仿佛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睹其色、如见其形。他绘声绘色地描绘道：“诗人站在远处看到千丈青山岿然不动，瀑布像白银一样镶嵌在上面，形容了瀑布的色彩又写出了它的静态。走近呢，瀑布溅起许多水点犹如粒粒珍珠，看上去瀑布不是像一座由无数珍珠串成的屏风吗？远看如银链，近看似珠屏，有形有色，化动为静，写得多美啊！”
　　 例如，诗歌韵味的语言化散文形式表达出来，“形散而神不散”的语序变化之美、“流水句”的铺陈之美、画龙点睛的整体性描述之美。另外诗歌的句式整齐，上下句之间形成了对称、对比的形式，节奏感强，具有音韵美、整齐美的特点。如，“山丽林秀鸟长鸣，水暖花开鱼戏萍。华夏大地几多美，庭阈皆有欢笑声”。更能符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
　　 最后从语句的音乐美、感情色彩的浓重性、修辞意义的明确性、语句的语言色彩、语义的模糊性是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的修辞功能。汉语语音独特的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各种要素，通过形形色色富于表现力的组合，可以构成声韵起伏、平仄停延、高低轻重、长短快慢等节律的基本形式，这些基本形式在语流中按一定的规则相互协调、交织套合，就形成了汉语特有的节奏美。古人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味”范畴表现在语言审美的内涵上，由于汉语语言独特的会意特点，汉语语言有着丰富的的复义、含蓄与模糊之美。例如，老子以“味”论“道”。“道”无味，不似肥浓甘脆，令人咀嚼不已，餍饫无穷，而人之爽口悦心者，自不厌焉。此无味中之至味，非世味之浓所可拟。在老子美学中，只能是“味”，即体味、体验、体悟，悟之以心、感之以神、会之以意。“以恬淡为味”(《老子注》)。《礼记·中庸》云：“淡而不厌。”《管子·水地》：“淡也者，五味之中也。”又说：“淡者，水之本原也，故曰天一生水，五味之始，以淡为本。”“淡”是一种“味”，是五味之“本”，是一种极高极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味”。正由于此，所以在中国美学，“淡”才运用来表述人格之美，如所谓淡雅、淡净、素净、淡泊、淡如、恬淡，不追求名利之美。
　　 “趣”范畴主要表现在汉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快意人生的生活态度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内外结合上，主要包括汉语语言的变异和偏离之美。这四个范畴是相互联系和共同依存的，它们共同组成了汉语语言美纽结。例如，李佳《左庵词话》云：“词以意趣为主，意趣不高不雅，虽字句工颖，无足尚也。意能迥不犹人最佳。东坡词最有新意，白石词最有雅意”。李佳高倡作词以崇尚意趣为旨，强调由“意”而“趣”，他标示出“趣”为词之本，字句为词之表，概括意趣的审美本质特征要高雅。李唐、五代多雅趣并擅之作。雅如美人之貌，趣是美人之态。有貌无态，如皋不笑，终觉寡情。有态无貌，东施效颦，亦将却步。”针对人写景状物极其精巧，以情性为寄的，以抒发趣为其语言美词作之旨，对于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汉语的语言美词作创意和创体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韵、势、味、趣的四个范畴涉及到语言的一系列语音流的刺激下，语言接受者通过旋律、音韵、语势等形式要素，加上汉语语境下的丰富语言内容，在语言的一维性平面上传递着立体化和生动性的感觉，使得语言语音与人体和谐共振产生美，人类时时在自己所创造的语言工具中直观自身，从中感觉到主客体之间的和谐与融洽，从而产生愉悦感。这一潜能的实现，体现在言语运用中就是审美的创造和美的欣赏，从而刺激语言接受者的想象感觉，这种特质就可理解为荡人心气，愉悦人的精神。不论是韵、势、味、趣的和谐、优美动听，富有节奏感，或流畅凝炼、犀利隽永，具有哲理性的文学语言，还是形象风趣、朗朗上门，含有幽默感的语言，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亦能产生美感。
　　 笔者认为语言美的审美直观性，是指语言要生动形象，既幽默诙谐、活泼有趣，又浅显易懂、深入浅出，使人有“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在汉语语言的独特韵律中，审美主体可以感悟生命的隽永，审美的实质是在日常原生语言美中体悟、把握人的生命存在，可以在这种语音的传递中把对生命存在的自觉意识和精神自由的渴望在美学韵律中传达出来。当审美对象以语音的形式进入感官，向大脑输送的时候，会首先刺激网状结构，并通过网状结构唤醒皮层，使之觉醒起来，不断地为人的意识活动提供动力。语言表达主体将语音的“听觉值”传递给语言接受者，通过语言接受者的听觉印象，激发了对语言艺术表面特性和立体性的感觉，审美者会感到一种愉快的情感在心胸萦绕，会感到一种意识的潜流在脑际运动。这时大脑皮层不断地受到网状结构的推动，处于心理上所说的积极的觉醒状态，从而引发美感。语言美给予人享受，才能感受到语言真正的快乐。人的心境好，人生才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