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历史的都知道，春秋战国诸侯林立，秦国从一个边鄙小国逐步发展壮大，从秦孝公开始，一百六十余年，励精图治，最终实现“六王毕，四海一”，带给后世的影响和思考极为深远。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正值百家争鸣。从这一点来说，与其说诸侯之间政权的斗争，不如说是各种思潮的你来我往。秦国一百余年中，崇尚法家治国的思想，无疑成了法家人物争相投奔的“福地”。这之间，先后有三位法家杰出代表，对秦国实现统一的大政方针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三位法家代表人物分别是商鞅、韩非、李斯，本文试就其治国之术、思想传承等各个方面逐一简要评论。
　　 【商鞅】
　　 商鞅，本来姓公孙，曾是卫国王族，又称卫鞅，后来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所以后世称他为商鞅。
　　 商鞅这个人物其实挺悲催的，他曾经在魏国大臣公叔痤手下当差，说是当差，其实跟公叔痤的关系亦师亦友，那时候，商鞅给人感觉挺温文尔雅的，然而到了秦国之后却是变了番面孔，人生际遇也由此而变。后世人不仅仅知道了商鞅变法，甚至通过他的死，还知道了历史上有“五马分尸”这么一种酷刑。
　　 对于商鞅，我挺佩服。为什么？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唯有他变法相对比较成功，尽管最后下场不好，但是秦国上下享受到了变法的成果，秦国也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有人说，同为法家代表，李悝在魏国的变法，申子在韩国的变法也算是成功，但与商鞅变法比较，李悝、申子的变法不彻底，更不长久，他们在魏国、韩国的治国方略，更倾向于改革，而不是从根本上的变革。
　　 很多人都知道“城门立柱”这个故事，商鞅在秦国，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和支持，主持变法事宜。当时的秦国，秦献公在任时，一心想夺回被魏国侵占的河西之地，经年与魏国开战，国内已经穷困至极，老百姓的负担过于沉重。但是，尽管如此，秦国上下，不论是贵族还是黎民，要想打破原来的思想观念，却又不是那么容易。
　　 商鞅很有手段，他首先通过城门立柱取信于民，把历来桀骜不驯的老秦人拉到了信法、守法的道路上来。然而，如果因此认为商鞅政治手腕高超，似乎并不是这样。自古历来变法都不是温文尔雅进行的，期间一定会充满斗争，要想获得成功，取信于民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在当时来讲，能否管得住贵族的行为，才是最重要的一环。在商鞅变法过程中，有一个情节非常关键。变法之初，秦国的贵族体系中，不仅仅有杜挚、甘龙等人的反对，就连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儿子赢驷—未来的秦惠文王也不支持。
　　 有一次，赢驷触犯了商鞅制定的新法规，应当受到处罚。但赢驷是太子，不可能受重刑。商鞅认为作为太子老师的公子虔有责任，于是把处罚转嫁到公子虔身上，后来又找了另外一个理由把公子虔的鼻子给割了。“刈鼻”这种刑罚在古代是非常重的，不仅仅因为是肉刑，更因为此刑罚对人是一种极大的人格侮辱。关于这个情节，我翻读史记，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儿，按说从商鞅的经历来看，不像是会用这么弱智办法来处理事情的人，可他偏偏就这么干了，我就怀疑是不是秦孝公这个大佬背后的支持，历来宫闱内的斗争都是不择手段的。但我这个怀疑没有什么证据支持。
　　 商鞅通过这件事给自己立了威，变法很快就在全国畅通无阻，他本人呢也连番被提拔，直到被封为商君。君这个爵位实际上是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国君能够加封的最高爵位，类似于国中的小诸侯，区别就在于不能随意自己任命官职。其实，如果这个时候，商鞅要是够聪明，果断急流勇退，离开秦国，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悠哉悠哉，估计能得个善终。但是，人往往就是这样，到了手的荣华富贵，要想扔下，这个决心不好下。说到底，给别人当参谋可以，轮到给自己当参谋，就会变得很弱智。
　　 商鞅惹了未来的国君，给自己埋下了无穷祸患。秦孝公一死，惠文王立即翻脸，不顾商鞅变法使羸弱的秦国富强的功绩，居然用“五马分尸”这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处死了商鞅。史记上说，公子虔等人控告商鞅造反，所以惠文王才下决心治商鞅的罪。但是这个理由太站不住脚了，我估计这又是秦惠文王指使的。所以，对于商鞅的死，如果说秦惠文王不是为了报私仇，谁信？
　　 商鞅死就死了，司马迁给他的评价却很低，说他是一个刻薄人。我就琢磨，按说太史公不是不明理的人，不会对老商的功绩视而不见，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避讳？总而言之，从商鞅的经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贤人都非常注重守拙了。
　　
　　 【韩非子】
　　 就才华而言，在《史记》中所列人物中，我最欣赏韩非子，不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法治思想、治国之术、揣摩人性，看韩非子的著作，总能找到共鸣之处。因此，评论韩非，我必须持一种敬畏的心理和虔诚的姿态。
　　 从《史记》上看，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着一批法家人物，比如李悝（李克）、商鞅、申不害、李斯等，而韩非子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影响如此深远，直至今日，我们仍处于他的光芒之下。
　　 有这么一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多人一直认为这是从后世西方法学思想家那里学来的，是“舶来品”，对于中国历来“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是一次巨大的思想革命。但是，当我们解读了韩非的著作，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说法绝非“舶来品”。早在两千年前，韩非就已经有此论点了，他在《有度》中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法的面前，任何权贵都没有特权，法令不会去奉承、阿谀任何权贵，大臣犯了法，也应当受刑罚的处罚，小民做了好事，也应当受到赏赐。这是何等的睿智，又是何等的超前？作为文明古国，我们中国是有丰富且巨大的历史传承的，让人无比悲哀的，那么多珍贵的思想财富到了我们手里却断了根。
　　 时下，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时刻注意“亲友圈”、“朋友圈”、“身边人”、“枕边人”等等等等。可是，您读读韩非的《八奸》《五蠹》，看看韩非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为君主以及臣子，要注意管好五类八种人，五类（五蠹）：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八种：“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大家想一下，后世管理者面对这样的论断，哪个敢不顶礼膜拜？
　　 我们再看韩非对人性的揣摩，以“入木三分”为评绝不为过。在韩非的著作里，有很多著名的寓言故事，浅显的故事隐含大道理。比如：智子疑邻、郑人买履、三人成虎，类似的事情，我们如今不是也经常在做么？他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巧诈不如拙诚,惟诚可得人心。”闻者可有共鸣？说实话，以韩非的论断推及己身，能够不断地找出我们“皮袍下掩藏的‘小’来”。掩卷沉思，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能让韩非对人性琢磨的如此透彻。
　　 作为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对于其他各家各派的学说或者是行为，韩非是持有选择的批判态度的，特别是对儒家及纵横家。由于韩非自身生理缺陷，想必对以舌辩见长的纵横家没什么好感，但也不绝对，比如韩非认为游说是一项很难掌握的技能，甚至认为很多时候不说比能说强（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这个结论其实还隐含着儒家“守拙”的朴素思想。非常有意思的是，韩非与李斯同出于儒家巨子荀卿门下，却都认为防儒甚于防贼，只不过出发点略有不同。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李斯则认为：儒生尚古薄今，党与私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儒家学子思想是很活跃的，活跃到甚至可能危害君主统治的地步。
　　 据《史记》记载，嬴政读了韩非子的《孤愤》《五蠹》，不禁感慨：我如果能见到作者，并且和他交朋友，即便是死了也没有遗憾了。从这个说法中，我们可以知道，一直到秦国统一，秦始皇坚持以法家思想治国，一定有韩非的影响在。另一个，也正是因为这句话，导致了韩非的悲剧下场。因为，既然是同门，李斯也认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不如韩非，这就引起了李斯的高度警惕，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于是进献谗言，这是导致韩非之死的直接原因。
　　 每次读《韩非子》，我都会不由自主的为他扼腕叹息。天道如此不公，让这样大才生理不健全；天道又是如此的公平，不让天下之才集于一身，因为按照宿命的说法，天妒之才命不长。命运往往就是如此不可琢磨。与他的前辈相比，法家创始人李悝，受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赏识，使魏国开国十年即强盛；奉行以术治国的申不害，相韩十九年，深受韩昭候赏识；奉行以法治国的商鞅，扶弱秦受秦孝公赏识，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三位，都是中国历史上走变法强国之路的前驱。然而，到了韩非子，在本国不受君主待见，到了秦国，又受同学李斯的迫害，满腹经纶无处卖，可悲、可叹、可惜！
　　
　　 【李斯】
　　 单从个人喜好来说，我不喜欢李斯这个人。但点评历史人物不能从自身好恶出发，就其才能来讲，值得我们佩服。
　　 个人以为，李斯算得上千古帝师第一人。这样说，有我的道理。要成为帝师，必须具备懂权谋、识形势、明人主这么几个要素，自身的德行人品反倒是其次，这几个要素，李斯虽不完全具备，也差不多了。
　　 李斯在荀子跟前学成出师之后，就开始琢磨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就已经显示出他的才能了。当时，秦国日益强盛，其他六国逐步衰落，在这种形势下，有的人可能欲效仿苏秦，到六国游说对抗秦国。李斯却不这样做，他跟老师荀子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简而言之，就是说李斯认为在当前诸侯争斗的大环境下，唯独秦国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向，给了很多布衣之士出人头地的机会。这里面透露出几个意思：
　　 其一，李斯说“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意思是现在大国正在中原逐鹿争夺天下，那些游说者们（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的生意非常好，不管大国小国，几乎都是这些人在把持政务。我们分析，李斯尽管不太看得起纵横家的行为，但是却不得不效仿。
　　 其二，“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那么“万乘”是谁？当然是秦国，秦王的野心很大，准备效仿上古三王五帝，结束诸侯林立、相互间你争我斗的局面。在这个时候，正是有才能的人施展才华最好的时机。
　　 其三，“诟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这就反映了李斯对人性的认识。俗语称：“人敬有的，狗咬丑的”，处于卑贱、困苦之际，还批判所处的社会，假装不屑于为自身谋取利益，给人以清静无为的假象，这不是李斯所想要的，这样的人也让李斯看不起。其实，估计也正是因为李斯有这样的想法，这才导致在身处高位时，生怕被别人抢走已得的权势，所以才不惜进谗言陷害自己的同门韩非。
　　 我个人以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是就判断形势的能力而言，法家无疑远超其余各家，而且从治理国家的实践能力来说，法家的人物也比其他各家人物高得多。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以儒家治国之术来反驳我。可是，别忘了，千百年来，儒家学说即使在大行其道的时候，法家的学说也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以另一种形式与儒相抗衡，时至今日，“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不还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么？
　　 李斯入秦之后，逐渐崭露头角，为嬴政谋划了一统江山、称帝而治的宏伟蓝图，因此奠定了自己在秦国的政治地位，成就了有史以来首位名副其实的丞相。
　　 但是，当权位加身之后，李斯德行品格不高的缺点就逐渐暴露了出来。世上的事往往就是如此，一旦时机到了，人的劣根性就会象春草一样，疯狂萌发而不可挡，这也是所有人的通病。这么说吧，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贪鄙”的种子，条件成熟了，就会不可遏止地生根发芽。本来，李斯的《谏逐客书》，读者莫不以为这就是先秦版的“求贤书”，实际上呢，李斯说的很好听，暗地里做的事儿却是十分的不地道，就因为自己嫉妒师弟韩非的才能，于是想办法害死了这位千古大才。
　　 如果说妒贤嫉能是人的通病，那么李斯在赵高的劝说下帮助胡亥上位的所作所为，就更加暴露出被权位蒙蔽心智的人性了。这也难怪，对所有人来说，得到固然不容易，舍弃已得到的就更加艰难。
　　 客观来讲，说李斯对自己的处境完全没有认识是不对的。在秦王朝，李斯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己是大官，儿子也是大官，他的女儿大多嫁给了皇族，地位之显赫，一时无两。此情此景，李斯也觉得不太对头，也说过盛极必衰，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会怎么样。但是，意识到了，不一定就在行动上有所体现。就在赵高找他议立胡亥的时候，李斯也曾明确表示这不是做臣子应该办的事儿。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李斯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与赵高为伍，青名必传千古！可惜，他被赵高摸到了贪恋权势的弱点，更为可惜的是，赵高知道他的弱点，李斯却没有认识到赵高的品行，以至于身死名裂，成为天下笑柄。
　　 作为帝师，千百年来，人生境遇如李斯者甚众。也许，帝师者，善于察上而不善于察己？小子叹曰：料必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