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眼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道家最为神秘，也最具宗教色彩。原因很简单，作为道家巨子的老子、庄子，本身就给人以虚无飘渺的感觉，更何况在道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教，又是传承千年的中国本土宗教派别，无论是所谓的“性命双修”、“内外丹法”，还是民间演绎传说，都给道家披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
　　 尽管后世的道教是在道家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与道家却是两码事。之所以容易混淆，原因在于道教不但吸收了道家的一部分学说，还糅合了所谓上古黄帝的部分流传，而道家呢，也曾经一度与黄帝搀和在一起，形成了西汉盛极一时的黄老之术。不熟悉其过程的人，很容易把它们混为一谈。
　　 史载老子名叫李耳，留下的著作是《道德经》，据说是老子西出函谷关，被守关的将军尹喜截住，一番苦求之下，才得以流传至今。关于他的生平经历，连司马迁都语焉不详。至于庄子，司马迁似乎对他没有多少好感，说他著书十余万言，无非是用来诋毁儒家，宣讲老子学说而已。
　　 既然是一脉相承，后世把老子、庄子合在一起称“老庄”，是有道理的。但以我个人的观点，他们二人观人、视物、明理的角度有所区别，老子的学说恢弘大气，庄子所议论则略显激偏。《道德经》开篇即点明了道家学说的要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关于这一段，后世批注的人，争议很大，篇幅所限，恕不赘述。个人以为，既然道家的学说根本是清静无为，有虚无的意思在里面。那么，理解这一段经义，就要从这方面入手才对。尤其是对“常无、常有”的理解，更应如此。纵观《道德经》各个篇章，经常能见到对天道的认识，对人道的理解，比如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因此不妨可以这样解读：天道为无，人道为有，天道衍生人道，取无中生有之意。人道产生之前，整个世界是清静自然的，所以才美好。有了人道，也要时时思索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否则就会失去平衡，远离自然。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管见，任何人的解读都有可能对，都有可能不对，要不然，《道德经》就不会被称为“万经之王”了。
　　 与老子的恢弘大气相比，庄子不免落了下乘。尽管从著述的语言风格上看，庄子的文字纵横恣肆，个性更张扬，但恰恰就是这种张扬，失去了道家清静的本意。有人也许说，这样理解对庄子不公平，诚然，老子、庄子所处时代、环境不同，表现也就有了更大的差别。但是，老子在《道德经》中几乎见不到激愤的言辞，庄子的文章呢，则是随处可见。比如，《逍遥游》中，就有“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说法，用来嘲讽目光短浅的人。
　　 从学说体系上看，庄子在老子基础上，发展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崇尚自然的逍遥。庄子追求一种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世俗羁绊，最好能象鲲鹏一样，自由翱翔天地间，餐风饮露，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其二，是关于修养修炼的方法。庄子提倡“心斋”、“坐忘”，实际上，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静坐法”。他的这个说法，经过后世的发扬光大，与传说中黄帝的修身法相融合，纳入了道教修真成仙的法诀范畴。庄子本人对当时的世俗不满，由此产生了避世的心态，就连楚威王想请他当楚国的相国，庄子都严词拒绝。有人认为，庄子的这种思想很消极，我却以为，对于历史人物，不能以后世评论人所处环境来发议论，是否消极，我们不能妄加揣测，要立足于人物所处时代背景、性格等等方面客观评价，否则的话，就不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在我看来，当一个人狂热的追求某种精神境界的时候，很多世俗的东西很难将其打动，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庄子的思想定位在消极上。
　　 在诸子百家中，道家思想于法家思想之后，成为了国家主流思想体系。这么说，似乎不太准确，严格地说，是糅合了黄帝治国思想的道家学说，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黄老学说，从西汉建立时起，登堂入室，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
　　 关于黄老之术为什么能在儒家思想之前成为主流思想，有它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后，奉行的是以法治国，主流思想是法家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过于苛刻严酷，以至于全国老百姓承受不了，这才造成秦朝短命的结果。现在来看，秦法严厉虽然是不争的事实，却绝非法家治国思想的本意，因为学说与现实始终是有差别的。尽管如此，“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对于秦朝的灭亡，法家难辞其咎。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大秦这个短命王朝是造成此后两千余年，依法治国这个极为正确的思想，始终处于尴尬地位的根本原因。
　　 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世间万事莫不如此。尝尽严法酷政的汉朝君臣，从打起抗秦大旗之日起，就致力于消除这样的弊端。于是，当刘邦进了咸阳，在萧何等人的建议下，只公布“约法三章”，所有秦法一律革除，收获了民心，更夺得了天下。
　　 建汉之后，刘邦的臣子们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不免要思考如何吸取秦朝的教训，尽快恢复民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崇尚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及“德主刑辅”思想的黄老之术渐渐得到他们的欣赏。从《史记》的记载看，不论是刘邦，还是萧何、曹参等开国功臣，都对黄老之术感兴趣。即便是吕雉，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把持朝政的女性，也对黄老之术信奉有加。
　　 这里面有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汉初占据主流阵地的黄老之术，也是吸收了法家、儒家等其他学派一些思想的，也就是说，与纯粹的道家思想是有很大区别的。
　　 黄老之术的盛行时间并不算长，如果从建汉开始算，到汉武帝时期，仅仅一百多年，而且随着贾谊等儒生逐步进入朝堂，尊儒主张的提出，一度受到冲击，要不是薄太后、窦太后两位后宫女“强人”的大力支持，恐怕早就地位不保。客观地讲，黄老思想占据主流之后，对于汉初迅速恢复民力，提高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于退出主流阵地的原因，与其学说的局限性密切相关。由于黄老学说主张无为，国家不过分干预地方，导致地方豪强并起，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有远见卓识的儒生趁机提出质疑，强烈呼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上儒家思想中关于君权的描述，更是迎合了性格霸道的汉武帝，于是，以道家思想为根本的黄老之术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虽然远离了朝堂，道家一些学说经过衍变，变幻了姿态，得以在世间长期流传。比如，晋朝一度盛行的玄学，其实就是一个变体，当时有很多人热衷于服食“五石散”，也是受其所谓修真修炼之术的影响。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尽管又有很多人开始研究道家的理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时代的发展，道家的理想却越来越难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