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的感觉，在百家诸子中，以评论孔子、孟子、荀子为最难。作为儒家巨子，千年思想传承，后世评论者太多了，不论我怎么努力，似乎也跳不出这个窠臼。但是，如果撇开他们，又觉得很遗憾。因此，我将儒家的三位巨匠放在一起，聊发一管之见。
　　 关于孔子，他活着的时候，虽然曾任鲁国司寇，时间并不长，因为诛杀少正卯，还引起全国震动。从这以后，孔子再未担任过诸侯国的官职，甚至一度颠沛流离，带领弟子们到处“推销”自己的学说，尽管所到之处，也受到了有些诸侯的尊敬，但尊敬归尊敬，对他的学说却是“婉言谢绝”，直到经过几代人努力，汉朝尊了儒术之后，这位儒家创始人才迈出了踏上圣坛的第一步。
　　 客观地说，等到后世儒家思想大兴的时候，已经远非孔子当初创立儒学的本来面目了。至于儒家思想之所以兴于后世，究其根本原因，个人以为，有这么几点原因。其一，儒学是一门兼收并蓄的学说，这一点从孔子的经历就可以得出结论。有史记载，孔子先后拜过包括老子在内的多位老师，这些老师分属于不同的学派，正因为吸收了各个学派学说的精华，才使得儒学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其二，儒家的门徒众多，史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者，这些弟子对于儒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曾子这一脉，曾子被后世尊为宗圣，他的再传弟子孟子被尊为亚圣。从传承上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学说，无一家可以与儒家相比拟。众多的门徒广泛传播儒家的学说，这也是儒学大兴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其三，儒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说。儒家弟子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对儒学进行补益，逐渐适应、满足了各个朝代皇权治理国家的需求。尤其是自宋朝程朱理学的兴起，更是从此打牢了儒学主流思想的正统根基。
　　 至于起初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巨子们，连番努力，始终没有让儒学成为核心学说的原因，还是要从其学说本身来寻找。与法家、道家等诸家学说相比，儒学注重的是长远的利益和效果，短时间内效果并不突出，尽管孔子曾经很苦闷地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实际上，这只是孔子的牢骚话而已，因为形势逼迫所致，当时的各诸侯国君主大多注重短期的实效，在一番取舍之下，儒家的学说就被舍弃了。因此，不能说儒学不好，而是当时的形势没有给各诸侯国以更长时间推行而已。我认为，这也符合客观规律，大凡一门学说在创建之初，毕竟还不够完善，从初创到大兴，要有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只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的发展壮大要靠他众多再传弟子的努力。
　　 关于孟子，后世虽然赋予他极高的历史地位，但是就当时来讲，孟子与孔子的遭遇差不多，甚至单从学说而言，孟子更注重于“说”，相比于孔子，孟子更象个学者、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经过孟子的发展，儒学增加了“忠君”“治民”的内容，但在那个战火纷乱、“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仍然找不到扩大儒学的“市场”，甚至这个思想本身还招致了很多的非议。直到清朝，还有反对者就孟子的学说发表过意见：“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这首诗的前两句就是拿孟子游说诸侯君主时所讲的故事说事儿，后两句又是拿“忠君”思想进行反驳，指出：既然儒家学说注重君主正统，当时周朝尚在，为什么不去辅佐周天子，反而去游说诸侯？不能不说，纵观儒学发展的过程，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巨子们，转圜于诸侯之间的行为，恰恰是儒学的硬伤。幸运的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一统之后，当政者就发现了儒学的好处，于是，儒家学说至此正式进入朝堂，孔孟正式踏上了圣坛。大清朝顺治年间，为了弱化汉人对满人的仇视心理，朝廷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即位后，曾经到曲阜专门祭孔，行的是祭天时才可以行的“三跪九叩”大礼，可见当时儒学的威力。
　　 关于荀子，他实际上是儒家巨子里面的一个另类，用现代的话说：多少有点儿超级“愤青”的意思。其实，这个人的才华一点儿也不比孟子差多少，甚至成就还要高于孟子。之所以这样说，有四个原因。其一，荀子是儒家巨子中又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曾经三次主持稷下学宫，培养了很多人才，比如韩非、李斯等等都是他的学生。更关键的，荀子作为教育家，比孔子更加包容，他本人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但是学生中，却是各家各派的都有，这一点，如果没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其二，荀子针对孟子“性善论”的学说，开创了儒家“性恶论”的理论分支。我分析，很多法家弟子以荀子为师，恐怕正是由于“性恶论”的缘故。因为，“性恶论”思想体系正好为法家学说的推行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根据。其三，荀子是中国文学大系中“赋”这种文体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有“赋”的身影，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更容易让人接受。其四，说荀子是“愤青”，是因为孟子、墨子、庄子等诸子都是他批判的对象，而且批得痛快淋漓。
　　 就我本人来讲，似乎喜欢荀子多一些，也许是他的一些言论更能引起我的共鸣。比如：
　　 在做人方面，他说：“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详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背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意思是：年轻人不愿意帮助年长的做事，地位低的不愿意为地位高的做事，能力差的不愿意为能力强的做事，这是人的三不祥。做上级的不能爱护下级，做下级的喜欢非议上级；当面唯唯，背后辱骂；知行浅薄，不通是非曲直。这是人的三必穷。如果人有这几种情况，当了君主必然被推翻，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则必然遭杀身之祸。
　　 在刑罚的施行方面，他说：“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刑称罪责治，不称罪则乱。”意思是：如果重罪轻判，很多无知的人就会无所忌惮，国家必然大乱。刑罚与罪责相符，国家则治，如果不相符，社会秩序就会混乱。可以说，荀子的这些话，正是我们现代刑法所崇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发端。
　　 荀子尽管才华横溢，尽管桃李众多，但由于他的性格，以及采取的包容教育模式，却使得后世能够继承衣钵的弟子少之又少，所以，哪怕是后世儒学成为了主流思想，荀子一脉却依然是一个另类，不见容于世，殊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