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里，李斯的墓在萧萧的寒风中兀立着，好似在诉说着那一段辉煌而凄惨的故事。夕阳把最后一抹余晖投洒在凄凄荒草里，我的思绪飞越到了那个苍黄的岁月。
　　 当看到李斯被秦二世腰斩于咸阳时，我再一次想到了李斯年轻时的一段“仓鼠论”——“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李斯的这种愚蠢的“环境论”论断一个人的“贤”与“不肖”的哲学观，我敢断定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当他饱学结束西说秦王之前，在向老师荀卿辞别时，讲了一番很有意味的话，“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倘若说青年时期的李斯急于建功立业，驰竟才华，以建不世之业的宏伟蓝图的话，那的确无可厚非，然而他的这一番话却是赤裸裸的流露，流露出他建功立业的目的，不过就是要实现做一只“摆脱卑贱和贫穷，拥有功名利禄”的“大庑下的老鼠”的愿望而已。
　　 于是，愚蠢思想就决定愚蠢行动，可悲性格就决定了可悲的命运。他确不乏才华，曾一度协助始皇统一天下，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了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等，功不可没。他的一番努力也相应地获得了一定的人生回报，乃至位极人臣，享有了荣华富贵，他的人生辉煌到了人生的顶峰。史载：“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
　　 在如此大红大紫的情形下，他似乎也并不是忘乎所以，得意忘形，他也确曾有一点醒悟，史载：“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骛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这可谓智者的清醒，道家的睿智，然而倘若他能够坚持这一点清醒，坚守住人生的大义，铭记住先贤“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良言，牢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的箴语，那么，他的历史也许就该另外书写了。然而他的这一点点醒悟还是被那愚蠢的“仓鼠论“的人生哲学所吞没。他的哲学观过于现实，过于追求利益，他把权位富贵看得太重，在这样错误的哲学观的支配下，任何人一定都会利令智昏，从而走向与道义抗衡的反面。
　　 于是，他在“仓鼠论”人生哲学的指导下愈走愈远，我看到他滑到了一个罪恶的深渊，终于直至沦为胡亥赵高的帮凶，一切正义良知泯灭了，一切光明道义沉下去了，而此时，他心中浮起的是什么？是蝇营狗苟，趋炎附势，为虎作伥。可惜啊！一个曾经令人仰慕的政治明星，一个曾经才华卓绝的千古一相，就这样，覆灭在在了“仓鼠论”的哲学观下，覆灭在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这真是人生的一大败笔啊！然而这正是他酷嗜“仓鼠论”人生哲学的必然结果！
　　 接着，一场阴谋开始了，我看到了秦国的最后的一丝残喘，西去的太阳落下了最后一丝余晖。这黑暗的一幕的上演就发生在始皇驾崩之时，史载：“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余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官者辄从辒辌可诸奏事。”
　　 在这个决定秦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决定是正义战胜黑暗还是黑暗战胜胜利的关键时刻，赵高从浓黑的幕后走来，他说了利诱李斯的一段精彩言论，史书载高言“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高的这一番问话，可谓步步紧逼，极为精彩，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规律使他始终抓住了李斯唯恐失去眼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位的心理，使他抓住李斯贪慕权势自私自利的心理，高强烈的语言压力句句打在李斯的心间上。在此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我看到李斯的眼前迅速的闪现出两幅画面，一幅是惶惶食厕中不洁之物，见人犬俱皆惊恐的老鼠；一幅是坐在大庑下优哉游哉品尝富贵的大老鼠。于是，他断然作出了选择，西天幕最后一丝余晖也被乌云遮断，可笑的是在做出选择的同时，他却还要做出一番表演，说：“嗟乎!独道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一场苟合就开始了，一场罪恶的交易也上演了，一场血腥也都闻到了，秦朝最黑暗的一页掀开了。就这样，一个可能能够挽救秦国命运的机会也被扼杀了，我看到秦国的这艘大船驶向了风雨飘摇的岁月。史载：“斯乃听高。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
　　 如果说这是他人生的唯一的一个败笔的话，那还有情可谅。然而，在他迈向了罪恶深渊的第一步的时候，他的步子就再也无法收拢了。在他儿子李由镇压农民起义不利时，在大将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责任时，在赵高时时刻刻的倾轧的情况下，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为了家族的富贵，为了得到二世胡亥的信任，变本加厉的提出的一套“督责之术”，“督责之术”的实行更加荒诞，也更加使秦二世奢侈腐化，胡作非为 ，秦朝的苛律已升华到了极点，荒诞的一幕也上演到了极点，杀人多者为“忠臣”，残忍者为“明吏”，天下怨声载道。而秦国在数代帝王努力下的千秋基业自然就摇摇可坠了。
　　 “仓鼠论”的人生哲学使一个本来可以在历史上彪炳千秋的杰出人物毁于一旦，李斯的人格，给我的感觉是始终定格在大庑下的老鼠的形象上。他后期的所作所为也成为的他人生历程中极为不光彩的一页。司马迁批评还算中肯：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诚哉斯言！
　　 望着凄凄凉凉的李斯墓，我又不由得将目光投入到了与之人格相对的另一个人——屈原。是的，同大庑下的老鼠的形象相比，我正感觉屈原是汨罗江边的鸾凤。在战国争雄各国延揽人才的大混乱时代，处士横议，谋士论道，纵横捭阖，各为其主，各谋其利的情况下，屈原却能够始终坚定地站在楚国的土地上，哀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忧虑这块土地的前途。凭借他的才华，他本也可以像其他士子一样为了富贵到其他诸侯国担任要职，谋取功名利禄，摆脱被贬的不利环境，然而，他却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处处心系家国，即使在流放之时，也不忘国家的振兴，人民的安危。这种品格与李斯“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的“仓鼠论”哲学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屈原的流放，不仅没有贬低他人格的高度，反而是他人格的升华和纯净，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赤子的衷心和热诚，看到了“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而固然”的高尚情操，这岂能与那些蝇营狗苟，趋炎附势之徒相提并论。
　　 萧萧寒风中，瑟瑟枯草声，我的耳边传来汨罗江畔的潮水声，蓦然，一个巨大的问号出现在我的眼前：如果要论屈原和李斯在传统文化品格里的价值，那么你怎么来看呢？那么，我只能说屈原就如那巍巍昆仑上的明月，照亮了从古到今士人的价值走向。我听见了范仲淹响亮的回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听见了陆游的回声“位卑不敢忘忧国”，我听见了顾炎武的回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听见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铮铮之言，而这些远不是“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的回声。夕阳下，李斯墓沦为一个醒目的“戒”字，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