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说法，春秋时期，先后出了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五位霸主。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质疑，后世史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认为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郑庄公等人也应当是当时的霸主。综合众多议论，我个人认为，除了名不副实的宋襄公以外，严格来讲，阖闾、勾践、郑庄公等也不应当列入霸主行列，无他，影响力要差一些。因此，本文只选择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四位名至实归的诸侯霸主，略作评论。
　　 齐桓公叫姜小白，作为春秋时期第一位实际上的霸主，足见其政治才能。那么，齐桓公在与公子纠的争斗中胜出，得以继任齐国国君后，接受鲍叔牙的推荐，任命管仲为相。可以说，这项任命才是使齐桓公登上霸主地位的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几项措施，都是出自管仲之手，比如“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始终让齐桓公的多次军事行动，甚至后来的葵丘会盟，都有了维护周王室权威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理由，连周王都支持，还有谁敢不服从？在当时，这样一句口号，代表了齐桓公高超的政治智慧，虽然是管仲的想法，关键是得到了齐桓公的认可。
　　 我们说，评论齐桓公，离不开对管仲治齐的认识。因为，不论从《史记》的记载，还是其他众多史家的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如果没有管仲，无论如何成就不了齐桓公的霸业。当然，既然是春秋第一位霸主，自有他的过人之处，那就是对管仲的任用以及莫大的信任。这话说起来容易，但纵观上下五千年，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君有几个？所以，我在评论管仲的时候，曾经说过，与其说齐桓公有幸得到管仲的辅佐，不如说管仲有幸受到了齐桓公的信任。既然如此，管仲没有理由不尽心竭力帮助齐桓公成就一番事业。要想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光喊口号是没用的，“打铁须得自身硬”，首先自家的实力要无比强悍才行。齐桓公即位的时候，齐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内乱，国内的动荡还没有消停，何谈什么称霸。管仲为相之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因其俗，同其礼，与俗同好恶。”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这正是当初姜太公治国思想的延续，它的含义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群众的满意是衡量政府工作的指标。在这种治国理念的指引下，齐桓公与管仲在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促进，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称霸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力强了，就要显示一下势力，这是春秋战国各诸侯通用的做法，也是“共识”。那么，自己的拳头硬了，齐桓公的底气越来越足，开始试图影响、控制周边国家。从历史记载来看，个人以为，恐怕当初齐桓公只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打谁或者不打谁，而更有远见和谋略的管仲却提出了“尊王攘夷”这么一个口号，给齐国所有的军事行动披上了冠冕堂皇的外衣，再经过周王室的鼎立支持，于是，齐桓公正式登上霸坛。前文我把齐桓公霸主地位的建立归功于管仲，有我自己的理由。管仲死后，齐桓公仿佛解开了枷锁一样，不听管仲临终劝告，一意孤行重用易牙、开方、竖刁三个小人，以至于死在床上六十七天没人给下葬。一代霸主，只落得如此下场，带给后人的思索却不仅仅是悲哀。
　　 晋文公名重耳，早年有过与齐桓公类似的经历，甚至境遇还要悲惨些，一个大国公子，在外逃亡十九年，不但没有消磨他的斗志，反而因此成就了春秋时期另一位霸主。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系，多年逃亡生涯，培养了晋文公坚忍善谋的性格。在他以年老之身回国就任国君之后，励精图治，任用了很多贤臣，其中包括后来赵国的祖先赵衰等等，一众文武左辅右弼，一时之间，晋国渐露王霸之气。这里面有三点最值得称道。其一，早在逃亡期间，晋文公就受到了齐桓公、秦穆公两位当世霸主的赞赏，两位君主对他礼遇有加，足以证明晋文公自身很有才能；其二，他坚持“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才”的国策，使得晋文公以仅仅九年的在位时间，却造就了晋国百年霸业，这一点齐桓公也不能比；其三，晋文公效仿齐桓公“尊王攘夷”，牢牢占据大义，足见他胸怀大略。晋文公在位期间，实行了三军六卿制度，应当说这项举措稳住了文臣武将的心，所以当时晋国从来不缺贤臣、能臣。但是，也正是因为这项制度，却是为晋国后来的覆灭埋下了祸患，以至于后期六大氏族把持晋国朝政，内斗频频，最后韩、赵、魏三家分晋，王图霸业一场空。
　　 关于秦穆公，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位春秋霸主的努力，才奠定了后世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秦穆公的霸主地位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历史上所有的所谓明君一样，秦国的中兴是他，一度衰落也是他。秦穆公在位时，重视外交，重视人才，给后人留下了“秦晋之好”、“五张羊皮得贤臣”等故事，然而，在他去世时，却大兴殉葬，很多名臣都作了他的殉葬人，直接导致很长一段时期，贤才不敢西入秦，国势也一度频临败亡。
　　 春秋五霸之中，以我个人眼光，最为欣赏的，不是上述三位，而是楚庄王。为什么这么讲，在五霸中，唯独楚庄王具备后世历朝开国帝王的风采。因此，在评论他时，不免要多说几句。
　　 在评论楚庄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楚国的传承由来。周朝建国初期，楚国的熊氏先祖曾经先后辅佐过周文王、周武王，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出了位能人熊绎，因为工作很勤勉，成王将现今湖北秭归一带封给了他，此地古称楚，所以熊绎是楚国第一任诸侯，但爵位不高，只是个子爵。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爵位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几种，子爵地位很低。之所以说它地位不高，是因为有比较。那个时候，受封的很多诸侯君主都享受的是公、侯、伯的爵位，被封子爵的、势力比较大的诸侯，只有楚国一家，别无分号。那么，我们讲，中国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看到自家封号如此之低，估计楚国的历任君主心里很不舒服。到了熊渠为楚子的时候，心里的愤懑终于爆发了出来，说：我是蛮夷，可以不遵守中原之国封号的限制。于是，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了王爵。从中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思想，出几个桀骜不驯的君主，一点儿都不奇怪。
　　 先说说楚国的由来，是为评价楚庄王作铺垫，楚庄王就是一位桀骜不驯的君主。作为五霸之一，他是春秋时期的传奇人物，此人雄才大略，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比如“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还有“中原问鼎”、“饮酒摘缨”等等。楚庄王即位的时候，楚国的形势不容乐观，他的父亲楚穆王一死，原来依附楚国的陈国、郑国、宋国纷纷改弦更张，依附了晋国，国内呢，又有斗克之乱，可以说国内外形势都非常紧张。这个形势对于年幼的楚庄王来说，绝对是个巨大考验。所幸，庄王虽小，却是很有心机，尤其经历了内乱之后，他对臣子都极不信任。为了观察大臣的表现，从中找出自己可用之人，楚庄王采取了装扮成昏君的办法。“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在这个情况下，先后有两位臣子伍举（即伍子胥的父亲）、苏从，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前去劝谏。通过这两个臣子的表现，庄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马上着手整顿吏治，把那些奸邪之臣统统杀掉，任用了大批忠于自己的臣子，获得了全国老百姓的拥护，实现了全国上下思想统一、政令畅通，国势逐渐强大。到了楚庄王二十年，包括秦、齐等在内的十三个诸侯国会盟，共同推举楚国主盟，从此，楚庄王正式成为诸侯霸主。
　　 有人认为，正是伍举、苏从的劝谏，才改变了楚庄王，使其从骄奢淫逸中摆脱出来。这种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因为什么？从史书上看，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关于他雄才大略的记载很多，关于他所谓骄奢淫逸的记载，只是说他即位后三年内是这样，之后并未纵情享乐。所以，结合本篇记载：“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那么，杀了数百人，又提拔了数百人，难道仅仅就是两位臣子的劝谏的结果？如果因此就做出这样的结论，未免太儿戏了些。个人以为，综合史书的记载，不能排除楚庄王所谓的骄奢淫逸，只是他采取的韬晦手段，目的在于观察形势而已。
　　 楚庄王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主中最具有帝王之相的一位，其军事、政治以及对形势的判断能力之高，几乎没有可与之比肩的。实际上，楚庄王也有觊觎周王室的野心。他在即位后的第八年，借着攻打陆浑戎的机会，将军队屯扎在周朝的京师洛阳郊外，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搞了个阅兵式，以此向当时名义上尚存的周王朝展示兵力的强盛。并且借着向周朝使臣王孙满询问九鼎大小的机会，隐晦地表达了取代周朝的想法，这就是后世“问鼎中原”成语的来历。
　　 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那些雄霸之主几乎都是个性极其鲜明的人物，往往自身的能力超强，如果再有几位能臣辅佐，称雄称霸几乎是必然的。但是，历史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些雄霸之主的后代，具备同样能力的却是少之又少。楚庄王也是如此，他死后没有多长时间，他创下的宏图大业就被后代给败光了，依然困守江汉之间的蛮荒之地。前文提到伍举，有人可能对他不熟悉，但是都知道他的儿子伍子胥，对伍子胥的遭遇有所了解，借用一句话：“我运即国运”，我们从伍子胥身上就知道了楚国当时的处境。
　　 评价楚庄王，不能忽略他的历史功绩。前面说过，因为封爵造成了楚国与周王室之间一种很微妙的关系，而且在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游离于中原文明之外。那么，在楚庄王即位之后，随着他四处征讨，在打遍中原无敌手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把楚国纳入了华夏文明的范畴，从这一点来说，值得我们后世尊敬与缅怀。
　　 其实，不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有称霸的野心，春秋诸国那么多国君，有这种野心不在少数，然而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仅仅涌现了少数几个霸主，不能不让人思考其中的原委。我们后人看待这段历史，除了思考他们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从他们身上吸取、借鉴一些历史教训，如果不这样做，评论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