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的黄昏，我迈着平缓的步子，融入路边纳凉溜哒的人群中，和朋友随心所欲地聊侃着散落在平日里的趣事。忽然，路旁蹲着的老人，磁铁般地吸引着我的眼球。
　　
　　 他头戴泛白的蓝色布帽，身着灰色中山装，膝盖上对称地缀着两块颜色略深的补丁。老人又瘦又黑，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痕；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青筋暴得像枯树的根；他不停地盯着过往的人们，从远处迎过来，又目送而去；目光里透着期盼和等待，深深地牵动了我的心，我身不由己地走过去，从他面前的小筐中买了些酸枣和杜梨，以安抚我心中牵挂着的怜情。他那熟悉的衣着，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流行”，尤其是那两块对称的补丁，勾起我对许许多多童年往事的回忆。
　　
　　 我出生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镇，这里没有都市的繁华景色，也没有闹市公园的优雅环境，所拥有的只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山脉、零零星星散种的树木和坑坑洼洼的山间小路。人们居住的窑洞也像懒散的汉子，毫无规则地随着地形到处坐落。
　　
　　 听母亲讲，在我未出生前，正遇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穷得叮当响，经常断顿。只能上山挖野菜充饥，还不时地从乞丐手中买上一袋“百家干粮”来添补。那时，一家人借住在附近农村，房东善良好客，待人仗义，十年竟没收我家一分房租，着实应验了“远亲不如近邻”的俗语。
　　
　　 我五岁时，文革浪潮汹涌澎湃，思想汇报和防空演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头戏。只要演习警报一响，母亲就忙乱地抱起不满周岁的弟弟，拉起我拼命地往外跑，生怕落后于其他人而被揪出进行批斗。幼小的我不知为此摔过多少次，常是鼻青脸肿的。多少次只要我听见警报声，就哭着求母亲：“妈妈不跑行吗？”可母亲什么也不说，强行拉着我跑在混乱的人群中。那时，我真弄不懂为何在警报响后就要没命地跑进黑乎乎土洞中，心跳的坐着、喘息、浑身颤抖得久久难以平息……
　　
　　 祸从天降，父亲因为一句电影总是好人胜利的话，招来横祸，被认为是对党不满，全家遣返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年我已满六岁，也有了些记忆，父母整天为我们兄妹几个的吃穿犯难而愁眉不展，我的心里却为自己能坐上一回汽车而美滋滋的，为不再要跌跌撞撞的去跑防空洞而感到心满意足，常常怀抱院中的花椒树为它浑身的疙瘩而好奇不已。
　　
　　 回到乡里的五年，是艰辛的五年。父亲不愿屈服认输，不久就决定上访申诉，母亲牵着我们送父亲到村口，望着父亲清瘦远去的背影消失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中，我们的心也跟随父亲而去，久久地伫立在山峁上，任牵挂的泪水漫过担忧的面颊……
　　
　　 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来去匆匆。对上访途中所受到的屈辱，只字不提，抱以淡然一笑。父亲的这种豁达与坚强，成为我们兄妹心中的楷模，增添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处在贫穷家庭中的妇女，对困境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力是极强的。一向病魔缠身的母亲在父亲走后，突然坚强了许多，白天她在队里劳动挣工分，夜深宁静，繁星点点，母亲依旧坐在纺车和织布机前纺线织布。有时一觉睡醒的我，睁开睡意依旧浓浓的眼睛，看到昏暗的煤油灯光里，母亲用手揉揉发困的眼睛，依然使梭子穿梭在那狭窄的线缝间……
　　
　　 母亲的辛劳换来了哥哥姐姐们的体面，而我只能穿他们的旧衣旧裤。当然，衣裤上有破洞、露棉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母亲会用补补丁的方式，将破洞补上。那些不同颜色的碎布片，在母亲灵巧的手下，变成了精美的图案，缝盖在破洞上。我穿着浑身爬满颜色各异的补丁衣衫，从没觉得害羞丢人，反而得意地和小伙伴们快乐的满村满院奔跑着，戏闹的玩耍着……
　　
　　 那段生活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
　　
　　 九岁那年的一天，母亲修梯田去了，我和几个小伙伴们商议一起上山摘酸枣。雨后的清晨，空气格外的清爽，我们和伙伴们在约定好的地点见面后，像群放飞的鸟儿，挥舞着双臂，兴奋地大喊大叫着，放开步子一路开心地跑向目的的。酸枣树属野生植物，枝杆上长满了锋利的硬刺，小小的酸枣随叶儿都躲藏在刺林中。我们站在崖畔边上，小心翼翼地从刺林中挑选着，吃着……
　　
　　 枝头稍上，悬挂着一颗个儿特大，经雨水地冲洗，在阳光里红的耀眼，显得越发诱人。我极力伸长手臂想摘到那颗诱人的酸枣，也好向伙伴们炫耀一番，没想到刚一伸手，整个身体就穿过刺林，随松软的泥土滑落到四五米深的沟底，小伙伴们吓的一边大声喊叫着我的名字，一边顺旁边的羊肠小道奔向沟底。当他们喘息着来到沟底时，我已安然无事地站在那儿，只是浑身得泥泞使我狼狈不堪，感觉手、胳膊和脸火辣辣地疼……
　　
　　 多年以后，工作生活忙忙碌碌的我不再去想这些，我也以为自己早已忘记了。可每当我看到老人、补丁和酸枣的瞬间，那些不经意会散落在我梦里的往事的种种依旧回放于眼前，情不自禁得勾起了我对童年的怀念。我才知道自己的心从没停止过去聆听从那片土地上吟唱出的歌，那天真的纯情、幼稚的自由、无束的顾忌，也从没走出过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