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姨去世后，我偶尔会梦见她。有时她隐隐约约的身影在梦中勿勿而过，我想跟上她，可刚迈开脚步，梦醒了；有时她在梦中对我微笑，那熟悉的笑容一绽开夜就不再黑了，夜不黑了，梦也就醒了；有时在梦里与三姨一起吃饭，可我刚要动筷，梦又醒了。
　　 三姨的音容笑貌，我都怀念，但最怀念的是她的声音，因为她跟我说过的话比妈妈说过的还多，然而在梦里我却没听到过她的声音。
　　 三姨最后的声音留在了几盘磁带里。那声音于我是刻骨的铭记，是岁月在耳边的回荡，是她生命的留言。
　　 记得三姨省吃检用地买回了一个小录音机，每当我们娘俩在家时候，她就拿出录音机，说：“小宏，来，我说你录。”那时的三姨已不再是原来那个美丽和英姿并存的健康女人了，而是一个有脑血栓后遗症的病人。她右侧身子完全不好使，走路时用左腿吃力地带动右腿，吃饭做事都使用左手。由于右侧脸部中风，说话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连贯，可就是这样的声音，字字句句，都录进了磁带，也录进了我的心房，录进了我的岁月。
　　 给三姨录音就像听故事，她的故事很长，很多，也很苦，但也很美。
　　 她的童年是在伪满（满洲国）时期日本刺刀下度过的。有一次日本鬼子抓人，她和家人藏在玉米地里，日本鬼子明晃晃的刺刀从她的头顶上掠过。她恨透了日本人，但她却救过一个日本士兵。那是一个寒冷的三九天，天下着大雪，她看见一个年纪不大的日本士兵站在那儿冻得直哆嗦，脚上穿了双破旧的单军鞋，也没穿袜子，脚指头都露出来了。她看不下去了，把一双白布袜子送给了他，那个士兵感激地直哈腰。解放后，三姨有幸上了几年学，这几年学，让她有了很多思想，她说要改变。十八岁那年，她从矿区招工来到了城里工作，当年就入了党。那时，她对工作、学习、生活充满了激情，对眼前的一切寄予了美好的希望。然而病魔却无情击碎了她的希望，刮割着她的事业和身体，但却始终没有刮割掉她的爱和信念。
　　 三姨结婚后，她丈夫对她接连生两个女儿十分不满，并百般折磨和羞辱，她虽然很珍惜家庭，但面对歧视并未委曲求全。在那样一个情感闭塞的年代，她在小女儿刚刚满月就选择了离婚。
　　 多年来，她独自带着两个女儿快乐地生活着。这快乐一直在表姐的影集里。我每次看表姐童年的照片，都嫉妒她们。三姨给她们照了好多好多像片，照片大多是姐俩或娘三的合影，每张照片姿态各异、笑容灿烂。照片虽然都是黑白的，也都只有一二寸大小，但它们却不断被时光着上了浓浓的色彩，不断被记忆放大到了极致。
　　 三姨也领我照过像，最精典的是她给我剃个男孩子寸头后照的那张。照片上我噘着嘴，表姐说我是因为给剃了男孩头不高兴才噘嘴的。虽然当时的情景我都不记得了，但每每看到这张照片，看到三姨那美丽、自然、温馨的笑容，看到她身旁的那个“小男孩”，我就想我要是男孩子该多好，那样我长大了就会有力量保护三姨，有力量为她扺挡所有的困难。
　　 有一年，辽源煤机厂刚建厂需要调入大批职工，很多人不愿意去，但三姨却去主动报名去了辽源援建。三姨走了没几日，我天天嚷着要去三姨家，妈妈说辽源太远了。我那时只有六岁，不知道太远是多远，只知道三姨离我很远，我很想念她。后来三姨让妈妈把我送到了辽源，我在三姨的身边生活了两年，那两年是我童年最难忘的时光。
　　 那时，三姨订羊奶给我们喝。打吊瓶用过的葡萄糖瓶子每天早晨都会装满鲜羊奶准时地出现在门口。我最愿意听三姨对我说：“小宏，把奶拿回来。”拿回奶后，三姨把奶倒进一个旧铝锅内，开始热奶，我在旁边看。每次奶热好了，倒在我碗里的总是最满，而两个表姐的却很少。那时三姨还经常带我们看电影，电影散场我们都是走着回家，可每次我都耍赖不想走，非让两个表姐背我走，两个表姐不愿意背也得背，因为三姨告诉她们必须换班背我；还有一次三姨没在家，表姐要去剪头，我非要跟着不可，到那后我说我也要剪，表姐就答应了，剪完后我一照镜子就哇哇大哭，冲着表姐大喊：你给我剪的什么破头，一路哭到家，见到三姨时哭得更历害了，那次三姨把表姐狠狠骂了一顿。
　　 在辽源的第二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三姨说让我在辽源上学，并为我准备好了上学用的东西。我高兴极了。可当我穿着新衣服，背着新书包跟三姨到学校报名时却被告诉由于户籍关系不能上学。我又伤心极了。那年，我离开了三姨，回家上学了。
　　 跟三姨一分开就是五年多，我很想三姨，也想过跟她再见时的情景，但从没想过再见时会在医院的病床上，更没想过她会得那么重的病。
　　 一天放学回家，妈妈跟我说：“你三姨回来了，一会带你去看看。”还没等我反过神儿，妈妈就急忙带我走了。当我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三姨时，我一下子就大哭起来，扑到三姨的床前。瞬间，所有的思念都被一种悲痛、惊愕和不解所替代，又是瞬间，泪水伴着思念淹没了悲痛、惊愕和不解。我的哭声让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可它却不能让病魔沉默。三姨用她不太好使的左手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眼里流出了泪水，嘴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三姨得了严重的脑血栓，大半身子不好使换了，也不能说话了。单位非常关心她的状况，把她们一家又调回了老家。在单位、亲人的照料下，她的病情一天天好起来了，能走路了，也能说话了。从此，我开始了陪伴三姨的日子，三姨说我是她的拐棍儿。
　　 从三姨有病到我上大学离开家的十多年，我一直是三姨身体和语言的拐棍，而三姨始终是我情感和思想的支撑。这支撑直到现在依然是那么有力，她让我感知到了善良、坚强，信念、希望、感恩、爱和付出的力量。
　　 三姨从生活能自理的那天起，就没停止过做事情的行动，直到她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一纸遗书宣布了她行动的终止。
　　 三姨的遗书是她说我写的，也录进了磁带里。那并不是她临终前的匆忙之语，而是她很早就有的一种愿望。她的遗书只有两件事：一是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留做党费，二是把骨灰撒向大海。当工会领导打开三姨留下的红布包时，他们看到红布包里除了党费，还有这些年来她给各地灾区的捐款汇单，其中最多的一笔是为澜沧江发大水的捐款，200元。三姨留下的这个红包是她做为一个党员对职责的坚守，也是她对党对国家感恩的最高表现。
　　 其实三姨这些年来所做的又岂止一个红包可包得下。多年来，她顽强地锻炼身体，她说身体好些就能给单位省些医药费，单位为她做得太多了，而她却做得太少；她坚持好多年在厂门口义务给职工打气，她说这个活适合她，既能锻炼身体又为人们做点事；她还收养过讨饭的流浪孤儿、救济过很多有困难的人等。她的录音开头就说：我感谢党，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这些话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唱高调，但那确实是一名党员对党的真诚表白，是一个普通人对于恩情的回音，这是一段逝去的光辉。
　　 记得每次录完音，三姨都嘱咐我一句：把磁带都放好了。不知是我把这句话忽视了没把磁带放好，还是我过于重视这句话，把它们放在什么隐蔽处了，直到现在，一共三本磁带，我翻天倒地，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三姨的声音成了遗失的声音。
　　 多少次我问自己，它到底遗失在了哪里？仰望星空时，我知道它早已化做了夜空中的星星，时常落在我的枕边；面对大海时，我知道它早已化做了海面上的浪花，时常在梦中将我拍打；翻开照片时，我知道它早已化做记忆的音符，时常在心中唱响。
　　 如果有一天我在梦里听到三姨的声音，它一定是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遥远。它是我的永久的期待和寻找。
　　
　　 2011.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