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感觉里，汐沫的诗都很“锐利”，色调鲜明，像红与黑的立体交融。她的诗对于意象的选择也可谓出其不意，特例独行，词句组合给人以冷、静、奇、绝之感。比如她在《靠近我就是靠近荒凉》中写道：／／我把爱刻入石像／我极像门窗躲避的沙尘／我在自己的眼神里哀伤／／三个似乎互不相关的句子，却诠释了生命的微渺以及这微渺的生命对于永恒之爱的苦苦求索。诗句灵动且富含深意，诗心不凡才能造就诗句的灵巧。
　　 汐沫很擅长诗歌里的形象塑造。之前她创作的那首《黄瓜》，已然入木三分，其语言功力不可小觑。这首《来自印尼的女人》也称得上用笔老到，不同凡响。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塑造不外乎或白描或侧写，刻画时要有画师的匠心，讲求“工笔”，细致入微，于秋毫处见大形象方显笔者力道。那么对于诗歌呢？不同宗应同理。
　　 这首诗首节即给人以色调鲜明的视觉冲击：“她的衣服／燃着一团团火焰／她的脖颈／挤满“贵族”的气息”一个活泼泼的贵妇形象跃然纸上，且这一形象是张扬的抢眼的，在读者的想象里会浮现出玫瑰的热烈和鸡尾酒的奔放。而“脖颈上挤满的‘贵族’气息”会让我们联想到莫泊桑的《项链》，不论那串项链是真是假，主人都想借它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它不过是奢华的装饰品和代名词。
　　 “枯柴／举着一具火把／熏染／失去青春的嘴唇”这一节巧用借代使描写更加生动传神。枯柴一般的手（或许那根根形销骨立的指头还涂着鲜红的指甲）托举着一具“火把”，袅袅蓝烟升腾，原本失去青春的嘴唇显得更加暗淡无光。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啊，且不论作者要塑造的形象内蕴是什么？单单这样简洁却极富质感的描摹已使诗歌充满立体美感和张力。
　　 第三节的处理我觉得是全诗中最有特色的部分：“灰烬／一／弹／一／弹／再一弹”这样的分行是霸道的，是非智慧不能浑然天成的。诗因而富于动感和弹性，透过这跳动的如音符似的词汇，诗所营造的画面也活动起来，人物形象便如田螺姑娘已经修成正果，得见真身了。
　　 上述几节的白描无疑是成功的。然而，若止于此，一件艺术品又似乎少了什么。作品中任何一个形象的建立都是为生发主题服务的，即诗文之意旨。因诗歌特有的美学价值，我们似乎常常忽略其深藏的社会意义，可是，“诗是为吟咏言志的文学题材与表现形式”其所言之志既包括深厚的情感又包括深刻的社会性内涵。
　　 这个来自印尼的女人会传递给我们怎样社会性思考？“那结局便跌落／跌落在一个稻谷尽失之碗”是啊，结局是令人感喟的，因为“一位华侨／飘在潦草的烟雾中”读到结句，不禁想笑可又笑不出来，这样一个貌似全身散发着“贵族”气息的“异国”女人却原来……忽然想到“北京人在纽约”一类的字眼儿，漂泊在外的华人离了乡土是否也像“稻谷尽失之碗”，如“潦草的漂浮的烟雾”，失了根基，只剩一具浮夸的空洞的外壳。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走出国门创业淘金的炎黄子孙愈来愈多，中外文化的碰撞，观念的冲突，游子们的中国结还有多少？在光鲜华丽的外表背后他们又深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苦痛？
　　 塑造形象也许不是诗歌的本质意图，却是必不可少的途径，这一过程顺利达成了诗歌造境、咏物、言志的功能。而其语言的简洁，一字抵千言的表达特点，也使诗歌中的形象塑造更显力透纸背的精锐。正如汐沫自己所言：“完美，并不存在于世，这也是人们孜孜不倦去追求的缘故。”我不敢说这首诗歌是完美的，至少在语言的精准上，每一首诗歌或者每一篇文字都有可探究的余地，但这首诗无疑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来自印尼的中国女人也引发了不少联想。此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