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现代主义危机
　　
　　 丹尼尔•贝尔（1919——），当代美国重要的学者与思想家，也是美国主要的批判社会学家。代表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一本文化哲学著作，它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繁荣的经济及文化表面背后，其社会的内部结构脱节与断裂的问题。他对文化的解释是：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他的立场用他的话语去说：“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贝尔在书中提出了现代主义与大众信仰危机，从社会学宏观透视角度，深入开掘了现代主义作为当代文化模式的多重含义，他采用了特征分析的方法：1、从理论上看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秩序，尤其是对资产阶级酷爱秩序心理的激烈反抗，它侧重个人以及对世俗物质利益无休止的追求；2、从体裁上看，现代主义产生一种称之为“距离的消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同步感及煽动性；3、对传播媒介的重视。
　　 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传播及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均无法回避的文化发展问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带着我们去洞察价值、艺术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从而去寻求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安身立命之本，它所提出的问题——社会与终极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具有挑战性的！在1895——1914年，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主要表现为诗歌句法的支离破碎、小说意识流、绘画的表现性、音乐的无调性等；在艺术形式上，追求与崇尚即兴、偶然效果、同步感受、本能共鸣，其价值观念的最突出标志是对荒诞的体认、对深渊的同情、对秩序的反叛。这一切，来自于三大领域各自的“轴心原则”的分离与冲突——经济领域的“效益原则”、政治领域的“平等权力”与“文化领域”的自我表达与自我满足三者不同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我们可观察到这样的冲撞：在技术经济领域，它是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最关键部门，目前所有工业化社会都将这一部门建筑在有效经营基础上，任何活动均严格按照“效益原则”运转，获取最大限度利润。因而，有必要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在这样日趋非人化的技术的官僚合作体系中，其中的个人的丰富性为角色分工代替，人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从而把个人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人的个性被扼杀，社会以其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繁荣为代偿，鼓励人的世俗化享受。政治领域强调的是平等原则，如法律平等、公民权利平等以及社会经济权利平等，这样的平等要求必然导致政治机构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干预，并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如种族、性别、教育、福利等领域渗透推广。干预必然影响平等的实现，因而官僚体制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当今社会冲突的格局。然而，没有比文化领域的断裂情况更为严重的了。文化领域的重要特征是自我表现、自我欣赏及自我满足。它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的感觉、情绪与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贵贱。而在今天，电子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自我对文化艺术的欣喜更加视觉化、媚俗化、功利化。从此，文化领域再无深刻的内涵了。
　　 现代主义文化是反资产阶级性质的，初始是出自“激进自我的无穷发展精神”，因而具有不满庸俗现实禁锢，追求价值关怀的精神品格。但在本世纪60年代以后，它一方面与大众文化、商品文化合流；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对它的奉迎与侵蚀，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反叛性已变为花哨的时尚而失去了精神蕴涵。娱乐性报刊、大众传媒推波助澜，大张旗鼓地掀起对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影星、歌星的偶像崇拜。它潜在着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社会经历着两种剧烈的变化：对于生存环境的感官印象的变化以及个人自我意识的变化。比如交通速度的突飞性变化、虚拟成像的逐渐沉溺性变化……关于我是谁？自我意识问题的变化——今天的人们只会说：“我就是我，我是自己的产物，在选择与行动的过程中创造自己。”贝尔深刻地指出，原来相互崇尚自由、要求解放的本质上互相呵护、扶持的经济冲动与文化发展，戏剧性地迅速生成一种对抗关系。这表现在，文化人开始了对他们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价值观进行愤怒攻击与颠覆破坏，先是对浪漫个性、放纵气质以及“自我无限性”的颂扬，然后是对理性宇宙观的否定与对一切正统秩序与礼仪的激烈反叛。分析异化的原因，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主义与节制精神先是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了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及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是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与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地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将社会从传统的清教徒式“先劳后享”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糜烂心理。从此，资本主义便无法给人们工作与生活提供所谓的最终极意义了。
　　 为了解决这种危机，贝尔设计了“公共家庭”——未来社会的新宗教。贝尔在书中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手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均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他要创造出一种方式使整个社会“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贝尔的设计，是称之为“公共家庭”理论的广义文化崇拜，这种崇拜具有宗教心理的色彩。其实现代社会也还有大众崇拜，但那是对技术力量的崇拜！它不断消蚀人的意识空间，意义问题却被忽略了！所以它不能够支持未来社会的信念。宗教是传统社会的意义来源，人总是希望生活在稳定的意义系统中，在深渊中的生存必定是十分难掌握的，因此对意义的追求是人性里天性的冲动。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立足于他的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及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经济上，他坚持给每个公民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社会最低限度”的配给，并反对富人将其财产转化成其它领域内过分的特权或控制因素；文化上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推崇权威原则与合理鉴定，要求恢复文化本身的丰富意义与持久价值；政治上则以个人作为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并严格区分公众与私人间的界限，以保障每个人的政治权利与其生活均各得其所。他所确定的广义文化崇拜是在人际关系与个人对社会的重新认识上构建起来的，这是一种维系价值系统的精神支柱。所以，在公众家庭那里，个人将作为民主社会中的一分子，既有充分参政权利，又不唯我至上，具有起码的公德意识，他会从丰祫的社会里得到物质的保证，以实现自己的尊严与自由；他反对无节制地享乐纵欲，愿意为公众的整体利益作出个人牺牲。在这样的社会个体意识与素质基础上的三大领域——经济制度、文化思想体系以及政治机构，将注意人类文化与生命的时间绵延，在一个张力平衡的状态下实现社会的平稳发展。
　　 丹尼尔•贝尔与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启示着我们的国家文化建设的未来方向——也许我们是需要冷静沉思了！我们需要再去认真读一下马克思和回忆一下过去的曾经岁月，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归点，不要再相信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提供一个全能的模式给我们去使用了！它正在走向的没落只有似丹尼尔•贝尔这样的天才能够洞察，而我们不要狂热地以改革作为自己盲目和神经质错乱的借口，我们需要传统文化，请所有人都要三思，我们的未来社会将步入比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遭受的现代主义文化影响更加巨大的灾难，我们的未来——从这里引出思考。
　　
　　 二、 批判理性主义一元论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思想家、当代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之一。他于1939年写了《马克思传》一举成名，成为一个面向公众学问思考的典型。代表作《自由四论》是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当之无愧的经典。它的影响从四个方面导引着历史性认识：第一，引导着当代的思想潮流。它对极权主义起源的研究，对历史必然性观念的反驳，对否定性自由的倡导，还隐含着价值与文化多元化主义思想，建设福利国家成为正统道路根本，对社会显示更深切的人文关怀。在以赛亚•伯林看来，西方传统居主流地位的理性主义一元论，从本质上是反对自由的，而与此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则可能显示对个人的更大敌意。这是西方文明中的自由的困境，另一方面，如果对于政治、社会、人生的所有重大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确、合理的答案，而人又不得不选择，那么，这种没有目的的生活、没有确定的参照系的选择，可能便是巴斯卡所说的赌博！或者只是伯林思想中的存在困境！但是就因为这种困境意识，以赛亚•伯林被视为当代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理解他的自由观念时，首先要了解米尔的个人自由思想。米尔以极为真诚、开放而文明的心灵来拓展人类自由的内含，是一种多元的自由。米尔一生提倡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终生强调异端精神与容忍的必要，他的最核心的思想是这样的一种人性的见解：人类之所以有别于自然界的其它动物，不在于其具有理性思想。也不在于其具有驾驭自然的能力，而在于有选择与试验的自由。
　　 伯林把自由的各种界定基本上划分为两个类。
　　 第一类，把自由理解为对个人以外的干涉力量持否定态度，在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界线，为个人保留一个外人或社会力量绝对不得进入、不得干涉的“私人领地”。这种否定性、防御性也具有消极意义的自由概念，伯林称之为“否定性的自由”，这是个“免于……干涉”的自由。所谓否定性的自由，即是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且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情、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别人干涉。这是：绝对禁止入内式的自由。
　　 第二类，把自由理解为对自我与自然的控制，起源于人自主性的要求。这是个肯定性对生活、社会持干涉态度的自由。持这种自由观念的人，不仅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且要成为社会、自然的主人。伯林称这是一种“肯定性的自由”一种对人生、自然、社会持积极进取态度的自由。伯林把第二种自由观念要回答的问题整理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控制权、干涉权，从而决定人应该去做某件事、成为某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做另一种人？”这是：我要冲出去，不受困阻的自由。
　　 持否定性自由的思想家一般有多元立场，如康德、贡斯当、托克维尔、米尔、阿克顿等。持肯定性自由观念的也往往是持建构论态度的人，常常把自由与自由以外，甚至与自由在概念上相互对立的东西扯在一起，如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格林等，如“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就明显地把自由与知识、理性相等同，而把作为终极价值、因而也是人生最大追求之一的自由与另外同属终极价值东西相等同，必然会产生违反自由结论。这就是伯林的名言：“自由就是自由，自由既不是平等，也不是民主”。自由的全新定义，它自立成一源。
　　 什么是历史主义呢？它是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兴起，18、19世纪确立起的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它的中心论点是历史有一个既定目标，历史的发展遵循一定的法则，个体与群体的使命就在于遵循历史的规律、法则、实现历史的目标。这也叫历史决定论，伯林并没有去声称自己“驳倒”或“推翻”了历史决定论，但是他批判了历史决定论。
　　 历史必然性的观念，集中体现了理性主义的一元论的思维方式。不仅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也为个人的道路提供一个唯一的选择。历史决定论是对历史的一种理解方式，体现着“模式的诱惑”，决定论者认为了解、解释历史，就是把握历史发展的逻辑或模式。认为历史与任何事物一样，“有可以发现的、一致的、不变的模式”。离开对历史秩序、历史定律的把握，历史研究就没有意义。历史研究在于发现“真正”的历史过程，历史的目的。这又使他们进一步在复杂而个体的历史与过程中分清表象与实在，凡是与规律相关的事实、行为，所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行为，就是组成“实在”历史的事件，而与此无太大关联或反对这种潮流的事件就是属于假象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
　　 伯林认为历史必然性观念实践的后果，就是以高层次的实体来压迫个人，将传统、种族、国家、文明、阶级等集合名词视为高级实体，而将有血有肉的个人视为微不足道的沙尘，视为这些高级实体的工具。在历史决定论的眼界下，个人没有终极性的价值。个人要么是被历史淹没，有如尘埃。要么就是历史目的、历史法则这些“抽象观念”的工具。因此，历史决定论是仇恨个人自由的学说。此外，这种最积极的，要把人的行动与最高的目的相联系的学说，却产生了逃避道德责任这样一种矛盾。既然历史的目的是既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客观的，那么个人只能顺应这种规律，几乎谈不上选择自由。这种进攻性学说在历史面临善恶抉择时，却“消解了道德责任”、“陷入不光彩的投降行为”、陷入道德的犬儒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