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既不是结婚纪念日，也不是传统节日，而是在这个日子里埋藏了一个秘密。
　　 阴历7月16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本身这个日子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对我来说，却非同一般，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今年的生日过得刺激，也过得狼狈，更过得值得回味。
　　 我的老家在南水北调渠首，今年8月17日，也就是阴历7月16日，是我们举家动迁的日子。那天天很热，太阳一露面就像下了一团火。乡亲们都在公路边上等，等着搬迁车队进村入户。到了上午11点钟的时候，搬运家具的货车终于露面了。我开始组织人马往车上装东西。
　　 各类物品事先已经打点好了，电视、电脑、冰箱等等已经装箱，被子衣服都经过了认真的打包，锅碗瓢盆、针头线脑都细心地放在一个袋子里，我们担心的是到了新地方，吃喝拉撒都要从零开始，有了一点底蕴，也许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有打点好的东西全堆在残垣断壁的院子里，用塑料袋遮蒙着，以防天有不测风云。车子一来，男人们在前面打头阵，把笨重物品一样一样往车上放，甄国红爬上爬下指挥着，他那大嗓门喉咙都喊哑了；女人和老人跟在后面来来往往朝车跟前运东西，关键的时候能够搭一把手。若在往常，调皮的孩子们像泥鳅一样，早不知道溜到哪个角落里捉迷藏了，今天却出奇地乖蹇，他们拎着书包、玩具、滑冰鞋，等着车上的人给他们的东西找位置，那只看门的大黄狗蹲在草稞下的阴凉处，吐着舌头，迷惑地看着我们，生怕我们把它丢下不管。
　　 那天天很热，热得人喘不过气来。文明人在烈火考验面前也不得不撕下了文明的伪装，男人们都光着上身，穿着裤头，即便披件衣服在身，也很快被汗水浸得能拧出水来。粗犷的骂娘声、尖叫声、孩子们的哭声和远处汽车的轰鸣声混杂在一起，给热烈的气氛又增添了一份热闹和烦躁。
　　 作为一家之主的我，除了忙得像陀螺一般，还要礼节性地招呼前来帮忙的亲戚邻居和帮扶队员，给他们撒烟、送水、开啤酒等，至于有其他什么细节和异常，我根本无暇顾及了，只知道芬芬穿着白色凉鞋跟在妻子后面，帮我们搬家什，我除了让她几瓶水外，就什么也顾不得多想了。
　　 午饭是一份特别的午餐，矿泉水、啤酒、馒头、大蒜是招待客人最丰盛的“野宴”了。那时太阳肆无忌惮地炙烤着大地，吞噬着丹水河畔的万物苍生。附近的树木全被砍掉了，想找一片绿荫那简直就是妄想。帐篷更不能进，棚顶那厚厚的棉布吸足了太阳光的温度，把太阳的能量裹进了帐篷里，里面就是蒸笼，是火炉。四周无一丝凉风，远处的地垄眨着耀眼的白光。大家只好在墙头的墙根处蹲下来，一边吃，一边说说笑笑拉家常，当然，最多的话题就是搬迁后相互宽慰对方的话语。
　　 那厢墙根处，妻和芬芬蹲在一起吃饭，妻不时用奇怪的眼神瞅着我，大概我在搬东西的过程中，脸上或头上粘了什么不雅的东西，这时候连喘口气都艰难，我当然不会理会那么多了，芬芬也瞅我，眼神里包含着什么，我不得而知。
　　 “今天是我们掌柜的生日，大家都来为他凑兴，真有意思！”妻瞅着我挤眉弄眼。
　　 “喔？这么巧？那可得让他多吃一点！”芬芬说，也向我瞟了一眼，她的话里是什么内容，我好像知道，好像也不知道。
　　 饭后，我们冒着酷暑仍旧装车，因为车队将在下午五点出发，那时我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了，尽管心里有些酸溜溜的，尽管有恋恋不舍的感觉，我还是要依然而然地踏上远征的路。
　　 我们终于装好了车子，长出了一口气，我有心静下心来再看一眼芬芬，然而却没见了她的踪影。
　　 她到哪里去了呢？
　　 我正疑惑，却见远处飘来一朵云，是她！那身姿，那走路的样子，那双白色凉鞋，不是她又是谁呢？
　　 她的刘海被汗水粘在额头上，像是刚刚洗过头一样。她抱着一盆月季花，走到妻子跟前放下来，气喘吁吁地说，“好妹妹，今年春上从村头的月季上剪了枝插在盆子里的，花儿是红黄间杂的，好看，你们到了新地方，门前没点花花绿绿的，好像没生机。如果不见外的话，请收下！”
　　 我知道，这话是说给妻子的，却是让我听的。
　　 “那谢谢姐了！到了新地我就给它浇水，看见它，我会想你的！”妻子感动了，双手接住了这盆鲜花——她当然不知道花的背后的文章。
　　 汽车按序停在停车场上。全家老少在妻子带领下坐的是豪华客车，我则坐在那辆装着花盆的货车里押车。
　　 开道的警笛响起来，我伸着头向窗外看，再看一眼巍巍青山，再看一眼家乡的黑土地，我伸着胳膊向窗外招手，向前来为我们送行的老乡们招手，也向她——芬芬招手。
　　 她靠在一个电线杆子上，冲着我莞尔一笑，那笑凄美而无奈……
　　 启程的鞭炮响起来，我一阵哽咽，汗水掺着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我怕自己在送行的人面前，特别是在她面前失态，我尽力克制着自己，把头伸进了车窗。
　　 司机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他见我精疲力尽，就好心地提醒我闭上眼睛盹一会儿。他的提醒真不多余，我真需要闭上眼睛养养神。
　　 想睡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思绪又跟着那盆摇曳在心头的月季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我和芬芬自小在乡下一所学校上学，我们一直在一个班里，曾经的我们打过、骂过、哭过、闹过、向老师打过小报告。到了初二，她突然辍学了，当时只知道她不来上学了，至于什么原因，谁也没去追究过。
　　 在我印象中，徐芬芬是一个吸流着鼻涕的黄毛丫头，我们刚上学的时候，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日子都很苦，我们都是穿着破破烂烂的家织布衣服，她则更惨，冬天里穿着脚趾头露在外面的鞋子，小脚丫冻得通红通红的。她常被大孩子欺负，也被我欺负过，我们都喊她“地主小姐”，那时论家庭成分，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很高，其他成分的低人一头。当时任我们班主任的是一位中年民办女教师，叫多秋珍，她可能对徐芬芬的情况了如指掌，就把她孩子的半旧衣服和鞋子送给她，我们知道后，除了眼红就是鄙夷，暗地里说多老师用糖衣炮弹贿赂地主小姐。
　　 记得那年冬天上学的时候，天上还在飘着雪花，路上的雪似化非化，泥汪汪的，芬芬背着书包在前面走，走路小心翼翼的，我们几个男孩子跟在后面。当时不知道哪来的一股英雄主义精神，我在邻居甄国红的怂恿和授意下，猛地窜上去，把芬芬抵倒在地，惹得和我一起的伙伴们不怀好意地大笑起来，甄国红还带头喊，“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
　　 这件事终于被芬芬哭着报告了老师，我和甄国红分别受到了批评。但也就是那一次，同学们都说我是贾宝玉，芬芬是林黛玉，其实那时《红楼梦》还是禁书，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我们私下里听大人们说的。
　　 到了初二，全国上下提倡学英语，我们也开设了英语课，我们接触到猴子这个单词是Monkey，由于我长得瘦，加上蹦跳爬攀是强项，我的那些死党们就给我送了个不雅的外号——Monkey，很快Monkey做为我的代名词风靡了班内班外，尤其是那些不怀好意的女生们，英语课堂上扯着脖子尖叫Monkey，其意图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倒没听芬芬正面叫过，这一点我很感激她，没想到一次下课进厕所，隔壁的女厕所里传来了芬芬和其他女孩子的对话，她说，“听甄国红说，咱们班的Monkey现在还尿炕！”
　　 “他那猴样，见了让人恶心！你们没看见，他脚上还穿着他姐姐的白凉鞋！不害臊！”另一个女孩说。
　　 那时我家穷，亲戚家给我们送来了很多半旧衣服，妈妈挑出一些能穿的分别让我和弟弟们试穿，妈妈让我试穿表姐的白凉鞋，我穿上还怪饱脚的，但已经有了自尊感和荣辱感的我总觉得穿上别扭，妈妈泪汪汪地说，“娃，咱家有这些就不错了，你看庄上还有好多孩子打赤脚呢！你现在还小，等再过二年，妈给你做布鞋！”
　　 本身我就自卑，女孩子们在特定场合下的议论更使我的青春尊严蒙羞，我知道罪魁祸首是甄国红和芬芬，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甄国红个头大，我惹不起，芬芬是我实施报复计划的最佳人选。
　　 英语上还有一个单词是香蕉，读音听起来很不雅，与我们在非正式场合下不入流的语言相近，芬芬的脸蜡黄，于是我就鼓动我的学兄学弟们喊Banana，让她臭名远扬……
　　 还没有等到Banana产生轰动效应，她就辍学了。
　　 时光如梭，星转斗移，转眼间到了80年代初，到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朝阳沟》的选段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农村的田间地头也有人边干活，边顺嘴民间的锣鼓曲。这时候，乡里成立文艺宣传队，编排文艺节目，各村都抽调了一批初中毕业的小伙子大姑娘，巡回到乡下进行文艺汇演。
　　 那时我被我们村抽调到文艺宣传队里，芬芬初中没毕业，但因为嗓音好，宣传队的领导点名要让她参加我们的团队。经过一些专业领导的选拔，我和芬芬都成了宣传队的主力队员。我们排练《朝阳沟》，我是栓宝，芬芬是银环，我们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我是董永，芬芬是七仙女，那时流行歌曲还只是萌芽状态，半土不洋的，经过加工处理，我和芬芬又是同台演出……
　　 当时在乡下，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往往回家和去宣传队都是我骑自行车带着她——我们所住的两个村庄不远，而且是同路。当时的剧本台词、歌词都是手抄的，轮到我时，她就不由分说地拿了过去，无论多长，第二天她准时带给我，字迹娟秀，一笔一划，字里行间还带着淡淡的少女的幽香。
　　 那时，我和她之间的情感只隔着一层纸，因为当时年轻人都很保守，根本没有现代开放的派头。尽管如此，守旧思想阻挡不了青春的涌动，情感溪流宛如洪流奔放的闸门，一旦溃决，便会激流滚滚，我和她便是如此，我们开始涉入爱河，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谈起了恋爱。
　　 演出结束，我们往往在小河边、树林边遛步，谈演出，谈生活，谈未来，谈道听途说的新闻，当然对于敏感字眼的话题，我们都堵在喉头上，避而不谈。
　　 每一次演出，特别是演古装剧，我都要穿上笨重的厚底木靴，闭幕后，从脚脖到膝盖都是痛的，浑身不舒服，有几次脚都肿了。到了夏天青年人时兴开始穿塑料凉鞋，我就也买了一双，同时买了一双白色凉鞋偷偷送给了她。男式鞋子硬度大，一般人穿上受不了，我们叫它“摩洛哥”，意思是这种鞋子走路时磨脚、天热时烙脚，天凉时割脚。每当到了傍晚，我们在林边散步时，她就脱下她的白凉鞋让我放放脚，她说这儿又没外人，你怕什么。她又说，她喜欢白色凉鞋，纯洁美丽。我说你穿着这样的鞋，更能衬托出你的魅力与美丽，我也觉得和你相配。我们走着说着，无拘无束，我对她有非分之想但未非分之举。后来，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谈到了上学的时候，我大着胆子向她讲了上学时我在厕所里偷听她们对话的一幕，她笑得捧住了肚子，说我那时真傻。
　　 她长得越来越俊，脸上总是荡着红晕，再也不是原来Banana的肤色了，黄发变得又黑又明，眼睛水汪汪的，也变大变圆了，形状如大杏核一般，苗条的身材流韵出彩，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很难让我这个爱吹毛求疵的人再找到一点不足来。
　　 有一次，她突然问我属相和生日，我如实地告诉她，我是属蛇的，生日是每年阴历的7月16，她听后惊讶得尖叫了一声，我问她怎么了？她没说什么，突然扑入我的怀中，全身痉挛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是用我粗大笨重的手轻轻地拍打她的后背。
　　 她哭够了，才抽抽噎噎地告诉了我她的身世……
　　 她奶奶告诉她，她不是现在她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她的亲生父亲和母亲可能是城里人，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她们庄上没有这样的人，临庄的农场上有知青，有邻居说有一个女知青请过几个月的病假不上工，一直独自呆在生产队给她安排的队房里，可能是她生下了孩子没办法养活，就用头巾、褥子包裹着，凌晨时把她抱到她们现在村子里的一个柴垛旁，褥子里放了三十斤粮票，三尺布票和十八元五角钱。天明时，芬芬的父亲起来抱柴禾，听到哭声发现了孩子，就报告了队长。队长吸着旱烟，听着社员们的指责声，也没了主意。这时会计走过来，说，“好坏是条命，看来是家里穷得没办法养活，肯定是咱贫下中农的后代。现在上边要对地主反坏右实行劳动改造，我看就给老徐家每天记一个工，让他家养活着，以后孩子长大了，还是贫下中农的后代！”
　　 “那就这样吧，谁不同意谁抱回家去！”队长一跺脚说。
　　 那时家家户户都吃不饱穿不暖，谁家还敢多添一张口呢？
　　 她家姓徐，祖上是地主，听说她的爷爷还是被当成罪大恶极的恶霸枪毙的。由于成份，老徐到三十四五才成家，娶的是一个寡妇，那寡妇来时还带着一个半大男孩，到徐家不久患脑膜炎死了。本来老徐夫妇在村子里就直不起腰来，更让老徐夫妇焦心的是他们结婚三年多来，女人愣是没怀上，没想到关键的时候捡了一个孩子，会计表面上说话粗鲁，可就是这种“粗鲁”顺理成章地让芬芬在徐家扎下了根。
　　 芬芬一岁多的时候，她妈妈又给她生了个弟弟，取名套套，她奶奶说，是芬芬给他们家带来了福音，让徐家不绝后，所以，奶奶待他和待套套一般亲，老徐夫妇更是视她如同己出。在那个特殊时代，地主家的日子过得相当难，别人家有补助有照顾，她家从来没有。到了她上初中的时候，家里更是一贫如洗了，她不得不辍学，跟着大人下地挣工分。后来随着她年龄增大，形势发生了变化，她家的日子才有了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