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曾就我国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分“三步走”的目标，一是1981到1990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二是1991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三是到下个世纪（也就是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社科院12月12日发布的《产业竞争力蓝皮书》称，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
　　 据介绍，世行是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的。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四组，我国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是依照2008年的最新分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GDP4277美元，而人均GDP与人均国民总收入是相当的。
　　 蓝皮书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国一直属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其后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经过10多年的努力，又从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了中上等收入国家。蓝皮书的这三步基本上与我国的“三步走”相吻合，只是时间上大跃进了，第三步目标原计划用半个世纪，即到2050年左右实现，结果只用了10年时间。
　　 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与军事上对目标完成攻占类似，总会伴随着红旗飘扬、万众欢腾的欣喜场面。但我们提前实现三步走以后，人们为什么找不到很受鼓舞的陶陶然感觉呢？
　　 在专家和权威部门多年的启发下，人们现在都很“懂经济”：既懂得人均国民总收入和人均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懂得人均收入和个人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里的算术逻辑就不去说它了。
　　 问题的实质在于：中上等收入上哪里去了？当我们的经济提前跨入“中上等”以后，距离共同致富、全民小康的社会目标还有多远？
　　 有学者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收入尤其是中低级劳动者收入增长过于缓慢，居民收入与政府、企业收入相比增长缓慢，垄断收益与资源收益被极不公平地分配。在再分配领域，部分财税政策导致了财富的逆分配，本来应该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反而导致了差距的扩大；社保制度不完善，农民工等最需要社保的低收入者往往没有覆盖在内，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反映的问题始终不被重视，社保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再次发挥逆调节作用。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认为，“贫富差距问题跟主要的经济结构出现偏差有很大关系。目前的核心问题是在城市化这个大的背景下，土地问题和贫富问题这两个大的问题出了大的偏差。”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由于相当数额的灰色收入没有被计入在内，再加上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高于0.5。
　　 在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中上等的国家，少数人早就“上等”了，不稀罕中上等的成就；多数人中等偏低或仍处于低等，感受不到中上等的喜悦；而恰恰处于中上等水平的人又不是主流群体；这大概是看不到万众欢腾场面的根本原因。
　　 继专家警告当心“福利主义陷阱”之后，专家又再次提出，我们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大多数老百姓搞不懂经济学的阴阳八卦，只关心那些人均的蛋糕为什么人均吃不到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