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墨躺在床上，百无聊赖。他缓缓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包中华烟。悠闲地点上，缕缕青烟，呼之而出，却不料咳嗽连连。作为资深烟民，韦墨深知抽烟的种种危害。然而面对诱惑，唯以“一天一包烟，快活似神仙”来聊以安慰罢了。
　　 自从中国2003年11月10日正式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全面禁烟的持久战。然而时过境迁，到如今禁烟有何成效呢？据年初发布的《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中指出，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公约》5年来，我国控烟政策履约得分仅为37.3分（百分制），离及格线相差甚远，履约情况处在100多个公约缔约国的最末几名。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现在烟民3亿以上，占全世界吸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男性吸烟者人数为2.9亿，女性为1046万。5.4亿人受到二手烟的危害，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高达120万，比艾滋病、甲流等各种传染病加在一起的死亡人数还要多7倍。相对毒品来说，有“慢性自杀”之称的烟草，其危害性有过之而不及。
　　 据悉， 12月8日上午9点，中国工程院正式对外发布54名新增院士名单。仅一小时后，新晋院士谢剑平便在网上被冠名“烟草院士”，这恐怕令他始料未及。作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的主攻方向是卷烟“减害降焦”研究。“谢剑平的当选是中国科学界和中国工程院的耻辱”，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指出，卷烟减害是“伪命题”，不仅不可能实现，还误导公众，变相推销。打假人士方舟子也认为，此研究“骗人又害人”。（《京华时报》12月12日）
　　 首先，院士评选标准和条件中明文规定：“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含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对于以烟草为研究方向的谢剑平来说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中国现行的工程院院士选举机制中并没有研究领域方面的限制，而且由投票选举产生。由于涉及的是专业领域，不能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那样，可吸纳民间人士进行参政议政，这决定了院士评选只是“偷偷摸摸”的进行。
　　 其次，《公约》中明文规定：“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卷烟患肺癌死亡的风险和吸中度焦油卷烟一样”。对于谢剑平的创新研究在卷烟中添加中草药，选择性地降低烟气有害成分，著名打假斗士方舟子也毫不留情地指出，“降焦本来就够骗人的了，这中草药减害就更害人了”。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也直言不讳，研发“无害”卷烟简直不可能的。更何况谢建平的研究经费来源于烟草企业，有为烟草行业行代言之嫌，为此其研究的公正性、公平性、学术性、科学性、去行政化性必然遭到民众的质疑。《公约》中还说到，“国际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把拿烟企钱做研究的人都列入黑名单，予以公布。”如此为了维护院士评选的“面子”，相关部门会不会将其“漂白”？这一点同样值得探讨。
　　 中国院士评选尽管表面上打着学术至上的牌子，实质上却往往被行政力量所绑架，绑架的背后暗藏着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在中国，发展烟草和严厉控烟是一个艰巨的选择题。面对两难，当利大于弊时，利益集团纷纷靠在了利这一方。烟草行业带来的巨大利益，最后却要转变为个人和政府巨额的医疗支出。据相关部门统计烟草税收与每年的军费开支几乎持平，于是该行业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即“烟枪养活了钢枪”。
　　 由谢剑平的当选不难看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评选表面上虽然拒绝了高官与高管，但行政权力这根指挥棒依然站在远处进行“遥控操作”。同样，方舟子认为，每间隔两年评选，“回炉”院士多，新增院士质量贬值，而选举方式易导致各个机构包装候选人、大肆宣传、造势炒作等现象，“国外院士选举，被提名者自己都不知道，内部推举然后投票，其他机构很难掺和进来”。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回应称，谢剑平当选“自有其道理”，这自圆其说的说辞，已经彻底暴露出院士评选的“地下法则”走到了地上。
　　 作为一个烟民人口大国，对于利益集团来说，置《公约》框架于不顾，大发横财；然而对受烟草毒害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说到此，到底“烟草院士”该不该当选？其实，不过是权力一句话而已！
　　 (2011.12.16于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