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以冷峻的特有叙事方式和其对暴力和死亡的独特视角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颇受关注。诡异的想象和血腥场面冷峻叙述的交织是余华小说惯用的手法。这种对暴力和血腥的钟情，一方面揭示了与现实的冲突，企图从这一方面找寻和探索生活真谛的武器；另一方面，这种看似夸张和奇异的布局中，作者以隐喻的方式提出对人的悲苦命运的高度关注。那么，令很多人关注的是，余华何以选择以暴力为话语基调呢？本文试从余华的童年成长经历，阅读经历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时代背景等角度探求余华热衷暴力叙述的原因，解读其独特的暴力叙述体系，从而更好地理解余华作品。
　　 一、童年记忆和童年视角
　　 暴力是余华对这个世界本质的基本认识，也是余华小说中鲜明的关键词。在其早期作品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古典爱情》中，余华往往采用以直接的肉体暴力叙述完成对现实内在的逼真认识，而这种认识往往冷峻而超脱到令人吃惊，在《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作品中，余华以孩童的视角冷静而不动声色地叙说对暴力的认识，“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踏踏的不是贴在而是挂在脸上，鲜血像是眼泪一样在流”，在这里余华不再把血与传统文学中的气节、道义等意象相联系，而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饶有兴趣地把鲜血比做泪水，让沉重的传统意象完成一次看似寡情的稀释。这种孩童视角更集中地体现在其早期中篇小说《现实一种》，这是一个暴力环环相扣故事。好几条人命的暴力发端一个名叫皮皮的无知小孩。他虐待并且最终摔死了自己的堂弟。在潜意识里这种暴力给了他快乐和轻松的感觉——“这哭声使他莫名其妙地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儿，随后对着堂弟的脸打一个耳光，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挨了一个耳光后堂弟突然窒息起来，嘴巴无声地张了好一会，接着一种像是暴风将玻璃打开似的声音冲击而出。这种声音嘹亮悦耳使孩子异常激动。然而不久之后，这种声音便跌落下来；因此他又给了他一个耳光，接着：“他就这样不断地去捏堂弟的喉咙又不断地松开，他一次次享受着那爆破之后的哭声”，最终当他觉得无趣并且手里的孩子越来越重之时，他就松手不顾，而且与此同时“感到轻松自由”。就这样一次暴力在孩子的视角中展开，在令人震惊的平静之余让人去揣摩故事内在的轩然大波。那么余华为什么能够以孩子的眼光去如此平静地审视暴力呢？这与他童年的记忆不无关系，早在1997年《现实一种》意大利版的序文中，余华就曾说过：“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经常在医院的手术室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的父亲从里面出来。我父亲每次出来，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也沾满了鲜血，有时候还有一位护理在我父亲的背后，他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这样无数次的经历使他对血腥没有了一般人的哭惧与震惊，而是一“浪漫持久”，“感动人心”、“满了亲切”的东西。
　　 二、阅读经验和文学思潮的影响
　　 无可否认，阅读的范畴和所猎取的经验对一个作家的认识深度和创作风格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余华对小说元素的独特发掘显然深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其实余华也曾表示过，除鲁迅外，他主要受西方作家的影响而成长起来，这些作家中，最能对他创作产生影响的首推川端康成，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将川端康成的细部描写、卡夫卡对异化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陀斯妥耶夫斯基对暴力叙述的慢镜头特写以及鲁迅冷峻深刻的笔法结合起来，以超脱在外的姿态驾驭暴力场景，形成独特的余华暴力审美特色。这种以冷峻凄美为特征的暴力叙述占据了余华小说的重要阵地，它并不机械地参与评价和呼唤，而是以一种原生态的“看法”表达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某种不合理社会机制的抨击。如余华198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小说《鲜血梅花》中“一旦梅花沾满鲜血。只须轻轻一挥，鲜血便如梅花般飘离剑身。只留一滴永远盘踞剑上，状若一朵袖珍梅花”以及《死亡叙述》中的“动脉里的雪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的洗脚水似的”等等，余华似乎以玩赏的目光来打量这些暴力的场景，通过这样的叙述我们对其暴力倾向和暴力华丽描述的痴迷将一览无余。而余华自己也曾不讳地谈到：“暴力因为其形式而充满激情，他的力量源自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使我心醉神迷”。
　　 在对现实苦难的态度上，余华显然不同于鲁迅对黑暗的横眉冷对，他在《在细雨中呼唤》、《活着》等作品中，无不显示出对苦难的关切，但这种关切更多的倾向于忍耐而非抗争。他企图沿用卡夫卡与现实为敌的精神传统，用正视邪恶来对抗苦难人生，然而这种做法无疑也暴露了他的软弱性和屈服性。这也成了余华创作企图用暴力世界表达现实人生和人性关怀的愈发无力的硬伤。
　　 另外，结合余华创作期间中国文学的时代背景，我们也能够找寻余华选择人的属性入笔和关于死亡、暴力等意象来描写的一些缘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探索的迅速崛起气势夺人，对文学思路的探索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以马原、莫言等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在“叙事革命”、“语言试验”、“生存状态”等层面，以极端的姿态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但是，关注先锋文学，以及在此之前相继产生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创作流派，都只是逡巡在人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等层面，所谓人文主义关怀已逐渐沉沦，陷落于形式和口号的泥淖，而在此背景下，余华以暴力为基底的话语策略加以对人的存在属性的探索，迅速脱颖而出，在读者群和评论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显然，余华企图冲破日常生存经验的桎梏，利用“想像中的真实”和非常态的生活状态，去揭示人性的残酷，重组人性、文化和历史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他都利用了一个根本性的武器——极端的暴力描写。而这种极端的话语策略显然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影响不无瓜葛。
　　 三、对特殊时代的误读和对人性的执著探索
　　 在余华的简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余华，1960年4月3日出生，浙江海盐人。在文革中读完小学和中学，此后从事过五年牙医。作为一个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文革的人，余华当对这一历史时期有着自己较为真切的认识。从文革的悲剧性中，余华作品感染到人性的异化、积恶的突发等色彩，这使得余华作品深深着上失败的悲剧烙印，并且用其一贯的暴力叙述逼近这种畸形社会的本质。这在其早期作品中已经有所突兀，如《时事如烟》中人物之间猜忌，多变和紧张的关系等。这种体验和余华在文革期间的童年经验息息相关，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余华，接受了那个特殊社会时期的话语暴力，以及各种残酷的武力斗争和人性恶的疯狂宣泄，这使得余华形成了对社会现象本身的怀疑，和人际关系的不信任，他唯独能相信的便是暴力和人本身的存在。然而，余华对文革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畸变运动，仅仅从欲望的压抑和暴力层面去解毒，显然走入了现象主义的误区，对文革本身童年体验的感性和史实题材的难以驾驭使得这种认识局限更为集中的体现在了余华的近作《兄弟》中，《兄弟》依然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故事，余华强调：“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而余华的“本能压抑”则更多地偏向了性欲和暴力的压抑，陷入了一个暴力的迷津，将文革描述成为一个潜藏在人心中的恶的猝然发作，以及对人性、伦理和秩序颠覆的过程。而这种现象层面的动人描述并未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像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样显示出一个杰出作者对历史的过人的眼光和超然的思想高度。《兄弟》中余华乐此不疲地描述了孙伟父亲的自杀和宋凡平之死，尽管催人泪下，但依然将现象与本质本末倒置，没有思想的厚重，甚至都忽略了文革产生过程中权利高度集中，文化信仰单一和偶像崇拜等元素。这是用暴力无法解释的，也是成为余华《兄弟》对文革解读表面化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看到余华探索人性真谛的清晰步履，在其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余华“虚伪的形式”背后隐藏的“另一部分的真实”，这就是对人性的执著关注。余华企图用叛逆的语言与传统悖逆，从而以独特的视角谋求真正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其前期先锋意识下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余华都不遗余力地借助自己内心的暴力倾向和对苦难的解读，来抒发和宣泄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力求探讨和召回真正意义的人性的关怀。尽管其暴力的表象使人驻足，但暴力的背后有着更能触动人内心的对社会和人性本质的隐喻式的表达，从而以这种独特的审美方式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才是余华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