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那时心里似有一团火，熊熊地烧着，炙热，干涸，饥渴，让人窒息，喘不过气来！
　　 他瞪着我：“倘若有一杯冷水，喝得下去，我相信会哧哧地冒出青烟来！”
　　 他说，我本来想朝天喊一嗓子的，看看能不能把梗在喉头的那口闷气嘶吼出来。可是，到底还是没有喊，我只梗了梗脖子，他们都习惯我的沉默了，倘若我这么惊心动地地喊上一声，他们会把我当作神经病的！
　　 我坐在林宝对面，听他说话。那是一个有点暖阳的天，很适合在室外的椅子上晒晒太阳，小树林在不远处呈现着冬的信息，斑斓的色彩，金黄的，未褪尽的深绿，红色的小枫叶，还有一些准备过冬的蛾子，傻呼呼地趴在树干上，定睛看去，象一块一块的癣，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病态。
　　 林宝是个瘦高个子的男人，三十六岁，削肩。我相信他若穿起西服来，肯定有些滑稽，因为要比别人垫更厚的垫肩。走路的时候，他总习惯性地把脖子往外勾，低垂着头，将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外套晃晃荡荡地附在他身上，整个人看起来象一只大大的“？”。多有意思，我们的人生，不就是由一个个问号组成的么？而这些问号，有的得到了解答，有的，却一生一世也云里雾里。
　　 林宝在这里并不讨人喜，他沉默，寡言，也不合群，一双眼袋明显，眼圈乌青的眼，总定定地盯着瞧，使人心里发毛。我是有些同情他的，基本上，没什么人愿意同他说话。隔壁302室的美娟，嫌恶地皱皱眉：“侬看看呀，伊个手指头缝里，尽是脏东西，污七糟八的，洗也洗不干净，看起来邋里邋遢，我才不要同他说话！”
　　 所以，只剩下我，平时还能跟他扯上几句。是啊，除了我，还能有谁呢？尽管我自己也并不得志。
　　 林宝看看我的笑容，仿佛明白了什么，咕哝几句：“我原来也是穿过西装的。侬要晓得，我原来在车间里上班，工作服一日穿到夜，油污污，我哪能好穿西装呢？不过我穿起西装来，还是挺有样子的，上趟我小舅子结婚，阿琴就给我在路口的成衣铺里订了一套西装，三件套呀，马甲也有，我还打了摩丝，大衣镜面前自家瞧瞧都很潇洒来咯！”
　　 我微笑了。大部分时候，林宝还是穿他那个旧外套，那个有着两只大口袋的旧外套。走路的时候，将手插进袋子里，若细细观察，便会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动作，抠袋底。手指头在袋底细细地蠕动着，在袋子外面形成一个隆起的曲线，然后，慢慢翻出来。有时候是洗衣服时积下的衣垢，一些线头，他就拿食指和姆指拈了起来，噘起嘴唇，一吹，那线头就掉落在尘土里了。有时候是一颗半溶化的小糖，多半林宝会把这半粒糖放到嘴里，咂咂嘴，接着，跑去水笼头那边，用自来水将袋底轻轻地蘸了水搓几把。
　　 我是一个观察得很仔细的人，这令我感觉到自豪。
　　 林宝学历只得初中毕业，他没有考上普高。至于技校，林宝的父亲林阿生说，没有必要念，那里纯粹是一些公子哥儿们瞎混的地方，好端端一个人进去了，读三年书，出来也成了一个小流氓，败家子。更何况，林家没有多少产业可以让林宝败的。于是，他办了提前退休，让林宝顶自己的职，到了自行车厂的车间工作。自己则在菜市里租了一只小摊位，卖些蔬菜瓜果。
　　 没有读高中大学，成了林宝心里难以掩饰的遗憾。
　　 这种遗憾和郁闷，一直伴随着林宝那身蓝色的工作服，如同上面的油污，贴魂附骨，驱之不去。眼看着以前初中里的同学，一个个读了高中，大学，渐渐地有了出息，自己却只在自行车厂的车间里，摆弄着一堆自行车零件，这于他，心里是多少的不平衡。于是，他时时鞭策着自己，阅读一些书籍，这种习惯，直至他娶了上海郊区的姑娘阿琴才告一段落。
　　 上海姑娘会过日子，大约是全国闻名的。阿琴更是彻头彻尾体现这一点。除了作新娘子时，她出于拘谨和羞涩并未对夫家的安排表示意见之外，一旦脱下了新嫁娘的衣服，就开始掌控着整个家庭的财政支出。于是，林宝的父亲就赞赏地看着阿琴去商场给林宝买过季打折的衣服；袜子必须是一式一样的，这样一双倘若有一只坏了，另一只同别的袜子混了还能穿；买菜更是简单的，林宝的父亲本身就在菜场里卖菜，什么菜，什么肉，什么鱼便宜，统统有数，还晓得买一些卖相不佳，但一样可以吃的食物。但尽管这样，他们出门时，还是衣着光鲜的，这大约就是上海人的特色了。
　　 林宝很是过了一段滋润的日子。渐渐地读书的兴趣也搁下了，转而变成研究女性身体同男人身体的区别，于是，关灯之后的夜生活，成了小夫妻俩乐此不疲的活动。尽管，工厂里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但家庭还是美满的。
　　 这种幸福生活直到邻居陆明一家搬来，被彻底干扰了。
　　 邻居陆明是邮政局的职工，这点从他那辆墨绿色的自行车就看得出来，儿子上小学，妻子刚下岗，据说正在找工作。居委会的大妈们，将调查每户家庭的情况，作为一大嗜好。尽管林宝平时沉默寡言，也不多话，但妻子阿琴进进出出时，总能带回些街头巷尾的消息。林宝有时候就瞪着一双眼睛，望着密密的小巷……那是旧式的住宅楼，推开窗，可以向对面那幢楼的人借酱油，想着，这密密的小巷里，到底藏纳了些什么人看不到的东西，又有多少暗涌，在里面流传。
　　 我有时候在想，若不是那架空调惹的祸，以后大约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
　　 林宝不服气地梗了梗脖子：“瞎讲，迟早要出事的，这户人家，不是好东西，就算没有空调，迟早也要同他们讨相骂。”
　　 林宝那时候还没下岗。他和车间领导一起从上海到宁波出货。结果临时错过了班车，但车站里又买不到票。这时候，他看见了陆明的妻子汪苹。
　　 汪苹是个个子娇小的女人，一身休闲衫，有些旧，眯了眼睛正在同排队买票的客人说些什么。太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汗津津的，有一种腻腻的光芒，这种感觉，让林宝想起些遥远的什么，比如，中学同学时，坐在他后面的那个女孩，一同上劳动课时，操场里拔草时的汗水，沾在她有些稚气的脸上，让林宝有些呆。车站里有一些拉客的人，林宝是听说过的，但他没有想到会遇到汪苹。他见过那种揽客的无赖相，看到邻居，有些不好意思，倒是汪苹见林宝在队后面磨磨蹭蹭，便落落大方地笑着走过来了：“林宝啊，侬要买票呀？到哪里的呢？”
　　 林宝有些窘，尽管陆明他们一家子搬来时间不短了，但进进出出只打过一次两次招呼，而他，却一向没有同不熟的人搭讪的习惯。
　　 “我到宁波呀。”
　　 “哦哟，那正好，我带你去！豪华客车呢！”原来，汪苹下岗之后，就在客站里给大客车兜客，然后提成收取报酬。三人在往车站另一方向走去的时候，林宝好奇地问她：“侬介能找客人，付侬多少一个人头呀？”
　　 汪苹狡黠地笑笑，冲林宝眨眨眼睛：“哎哟，十块钱啦，辛苦得来，一日兜不到几个客人，没办法，要吃饭呀，老陆那些些工资，又要养家，孩子又要读书，哪里够用哦。”
　　 林宝也腼腆地笑了，将插在口袋里的指头捻了捻，摸到一粒硬硬的小石子：“那幸好我们刚才走过来没有坐车子，要不然，你岂不又赔几块钱？”这话里头，就有学问了。倘若，从车站到客车停泊的地方，拉一只差头，起步价就得七八块钱，这钱由谁来付呢？倘若出于邻居的客气，自然三个人乘过来，该由林宝付，但汪苹又是赚了劳务费的，道理上应该由汪苹支付，可她又说只赚十块钱一个人头，这么一来，就显得有些为难了。所以，林宝一看出租车比较堵，就建议步行过来。
　　 “是啊，不过没关系啦，谁叫我们是邻居呢，帮帮忙的嘛。哎，车来了车来了。”
　　 那是一辆大客车，汪苹推着林宝跳了上去，然后问：“几钿？”
　　 司机粗声大气：“几个人几个人呀？”
　　 “两个喽！”
　　 “介么一百二十块啦。”
　　 林宝站在位子前面，看着她用软糯的上海话同同司机低声地讨价还价。林宝的车间主任笑嘻嘻地说：“原来从车站买票，要一人一百块钱，现在六十块，她赚十块，原来只要五十块啊？这些汽车，斩人真斩得狠。看来你邻居出马，就是厉害，她对你这么好，不是看上你了吧？”林宝不禁有些小小的得意，有些忘形地捅了捅主任的胳臂：“哪能呢，瞎讲，是我邻居嘛，总归讲些情面的”。
　　 汽车慢慢地前行，汪苹推着林宝他们在位子上坐好，“嗳，汪苹，你怎么不下车？”
　　 “哦，就下了，我帮你买好票，就下。”汪苹一双瘦瘦的手扶着椅子背。
　　 他有些局促：“哦，好的好的，几钿？”
　　 “一百块一张啦，原来司机讲要一百十块的，我讲伊是我邻居呀，就便宜些算了。”
　　 林宝一怔，将掏着一张一百块，两张十块钱的手缩了回去，从拎包里摸出一只信封，又抽出一张一百块的。汪苹往车头上走，背着身子给了司机钱，然后摆了摆手，跳下车去。
　　 林宝还愣在那里，看到汽车缓缓开动，将那个娇小的身影甩在后面，才回过神来：“哎，阿拉咯票呢？”
　　 司机回过头来甩了一句：“等一些到站了你同我拿。”林宝用余光打量了一下车间领导，他刚才的笑容早已荡然无存，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铁面孔，盯着窗外的车流发呆。
　　 林宝觉得自己给当了一回憨大，又羞又恼。自己还在为邻居省了几块钱的车费高兴，人家却结结实实斩了自己八十块钱。虽然车站里买票也要一百块，但她干嘛不实实惠惠地告诉自己价格？到底明明白白的账，自己付也付得心甘情愿。看看，明明说一个人头赚十块钱劳务费，这一张票就赚了四十块，比自己一天的工资还要多，怪不得人家这么活得这么滋润，屋里厢早早地就装了空调。
　　 司机到站之后才拿了两张票给他，但林宝看着车间主任没好气的脸，根本就不敢吭声。还没有去财务科报销，生活就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从初中毕业做起的工厂，十几年工龄的他，被作为第一批下岗人员，给开出了工厂。他不是不懊恼的，喝了好一段时间闷酒，心里象火烧烟薰似的难受。有时候甚至想，是不是那一次出差，给领导造成一个无能的坏印象。父亲林阿生也试图去找过厂里的领导，但无济于事。这样一来，对那个拉客的汪苹，便多了几分不屑和鄙薄。那是一种古怪的印象，古怪，而又恶劣。
　　 你见过下岗工人那张茫然的脸吗？当他们最后一次捏着薄薄的工资袋，望着榜上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从自己工作过的车间里，厂房里走出来的时候，那种茫然，失落，和对未知生活的惶恐？下岗工人，是社会竞争里的失败者，又有谁，会习惯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呢？林宝踟躇在上海的小弄堂里，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精神质地揉捏着袋底，几乎失去了迈进家门的勇气，那一双手的指甲缝里，是积了十几年，怎么洗也洗不去的污渍。
　　 但生活必须得继续。年迈的林阿生再一次发挥了他的牺牲精神，这个曾经在农村里插过队当过知青后来又返回上海的老人，将菜场里的摊位让给了林宝。初时，林宝是不愿意去的，堂堂一个自行车厂的工人，怎么肯去菜市场里摆摊卖小菜呢？但阿琴吼了，一直以来都絮絮叨叨小小声的上海女子却大声地嚷嚷了：“阿宝，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卖菜怎么了？有人买就有人卖啊，爸爸还不是一样在卖菜？跟我在商场里卖衣服有什么两样？……一大家子人要过日脚啊！”
　　 最后那句话，把林宝的坚持彻底击垮了。一大家子人要过日子啊，林宝一个月七百块钱的工资已经无处可拿了，一百块的下岗补贴，加上阿琴五百块的工资，还有林阿生的卖菜的两百多块钱，上海的物价高得要命，根本不够一家人开销，女儿还要读书，要买各种各样的文具，家里的洗衣机还是结婚的时候添置的，已经破旧得不能再用了，肯定要买，亲戚朋友结婚办喜事时照样得送礼送红包——一想起这些，生活的压力就铺天盖地地冲着林宝压了过来，他咽了咽口水：“我去！”
　　 每日，天还摸黑的，林宝就踩着三轮车，从郊区的批发市场里将蔬菜批过来，然后，在天明的时候，整整齐齐地摆在摊位上，手边是在路上买的糍饭和豆浆，匆匆地塞进嘴里，嚼吧嚼吧就咽下去了。生意还是可以的，林宝同林阿生习惯直接同郊区的农民打交道，他们种出来的菜，虽然卖相有些不佳，但价格便宜，而且口味纯正，吃起来有股香味，不象批销商们的大棚蔬菜，怎么吃都是淡淡寡寡的口感。这使得他们在菜场里有了一批固定的客人。林宝有时候也觉得奇怪，这年头，连菜有菜味，都成了稀罕的事，那些缺牙的老头老太，总跟林宝唠叨，说是大棚里的蔬菜，养殖的鱼肉，都愈来愈没味道了。他困惑，倘若菜没有菜味，那还叫菜吗？但这个社会仿佛已约定俗成了一样，比如女儿上学念书，给老师送礼走后门是正常的，老师不收礼拒绝了反而是不正常的；比如他下岗，给领导送礼是正常的，他没送礼，尽管他在车间拿全勤，而且组装零件的质量也最好，他仍被列为下岗员工一份子。这是一个让林宝越来越困惑的世界。他吃过那些大棚里的蔬菜，由菜贩们贩了来的，淡淡的，也不鲜洁，这点，他就有些自豪，就象大多数时间，他自豪自己是个纯正的上海人一样。有人开玩笑说，上海人把人分成三类，一类是上海人，一类是外国人，还有一类，便统统划到乡下人去了。其实也不尽然，从香港广州那一带来的人，还是不会把他们叫作乡下人的。
　　 上海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种，人色，像个小型联合国。而林宝他们这些小市民所能接触到的，大约就是国内的一些人，比如，与上海邻近的浙江人。浙江人在上海人眼里，有一种又看不起他们乡下，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卓越的商业头脑的懊恼，于是，以来自宁波为首，包括温州一带的人们，在上海向来是闻名的宁波帮；还有被他们称之为土包子的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的外来人，这些人为他们所看不起，包括他们随便的饮食习惯，邋里邋遢的着装，但他们肯吃苦，肯卖力，有时候，赚的钱也并不比上海本地人少。但尽管这样，上海人心里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却是一直沿袭了下来。就像一个没落的贵族，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觉得自己的血统远盛于一起乞讨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