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休日的闲暇当口，女人在电脑前玉指如飞，儿子在电视前被“灰太狼”逗得眉开眼笑，母亲则更夸张，戴着老花镜，于房间的某一角落借着户外进来的光线，聚精会神地钩着一大堆围巾，一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样子。我走到女人身边，但见电脑显示器上色彩斑斓的幻灯片、动画片等资料素材在女人噼里啪啦的敲击声里上下翻飞，貌似精美的课件渐成轮廓，插不上手的我顿觉惭愧；我走到儿子身边，正沉浸在狼羊“斗智斗勇”情境里的他，很不满于我的介入，傲然地摆摆手，一副“你不懂的，离我远点，不要来干扰我”的表情，我悻悻地离开；我又想看看母亲废寝忘食赚取人民币的动态，不料探头探脑地刚刚目力所及，母亲就很讶异地抬起头，嘟囔着“要烧中饭了，怎么这么快”，我一边赶紧说“还早啊早着呢”，一边赶紧退出来。在忙碌型家庭里，就我一个闲人啊！百无聊赖的我便窜进书房，整理起书籍杂志来，希冀作些文化的自我观照。
　　 于是，在某个抽屉的某个角落，一大叠约略有些泛黄的信件被我翻了出来——信皮以蓝、白、黄居多，间或夹杂类似航空标志的那种蓝白相间，颇为丰富多彩；信瓤多是“信笺”或是“XX小学”、“XX厂”的红头下辅之以条条横线，少数则是不打线条的纯白，因了书写工具钢笔圆珠笔的不同，有些显得清晰，有些显得模糊。随着信件的一封封翻过，十多年前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涌到了眼前，无聊的闲人我，也就找到了无事生乐子的节点，傻乎乎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更有了关于“信”的闲言碎语。
　　 最初见识“信”的神秘和威严，缘起于对文化人的敬仰之情。那时的我刚上小学，尚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空闲时光比较擅长于和一班半大小子抡起木刀、木枪在村里的房前屋后东奔西走。有时在不经意间会见识这样的场景：暖阳下，一戴着老花镜的老者倚靠在藤椅上，但见他捧着几张纸，手指在纸上轻轻滑动，嘴里喃喃自语，边读边露出会心的微笑。可能碰到了翻页不顺畅的情况，他就用手指放在嘴巴里轻轻蘸一下，再重复翻页的动作。也许前面几页更为精彩，又或者需要联系上下文进行理解，往回翻的次数也屡见不鲜。每每这个时候，我们总会不自觉地降低音量，轻轻地绕过去。后来，大人告诉我，这个老者是大城市里下放的知识青年，满肚子的学问，他手里拿的就是城里子女寄给他的信，写得都是我们这些务农胚看不懂的话。每每说到这里，大人总会不自觉地“肃然起敬”，弄得我也不得不对由“信”而延伸出来的文化人产生了“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般的尊崇之情。
　　 随着年岁的渐次增长，“信”作为谋求表扬和肯定的一种标杆和标准，开始进入我的日常生活。记得在四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上有篇大名鼎鼎的信件体课文《给颜黎民的信》，出自著名的鲁迅先生之手。其“之乎者也”的高深，起承转合的隐晦，让我们在“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以及“句子特别含义”的渲染下，于云山雾绕中平添了“信可以写得这样充满文化气息”的几许羡慕。于是，颇为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然在随后的习作中，斗胆模仿了一篇《给小猫的信》，半懂不懂地滥情了一通“人猫情未了”之类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微言大义，博得语文老师的高调喝彩。“纸上谈兵”的歪打正着，让我有了给予“信”从理论到实践的勇气，给远在几百里外的“大知识分子”、高中毕业的表舅寄出了第一封贴邮票的信件。具体内容忘了，大约是先行回顾与表舅首次见面的欢快心情，然后逐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接着表达对表舅以及其他长辈的尊敬之情，顺带有了邀请之意。总之，为写成这封信，从初稿到修改，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刚寄出时，我很是热切期盼表舅的回信，只是代销店里的信件处，似乎总是和我无关。大概两个星期后，就在我几乎要忘了的时候，表舅的回信“隆重”登场。“回信”遒劲有力——不独字迹为然，更有“条理清楚、中心明确、表述到位”等等定性表扬，以及“给其他舅舅看了，他们纷纷夸奖你写得好”等等间接表扬。由于“回信”先我一步到了大人的手中，所以，我是在“二手阅读”的快乐中欣然接受表扬的。在鼓励的和煦里，我感受到了写“信”的快乐。
　　 及至上了初中、师范，伴随着求学半径的不断扩大，让我和家乡的物理距离越来越远。老实说，对于我这样一个恋家情结很重的人来说，那种陌生环境下的喧嚣，华灯初上中的寂寥，总会让我产生难以名状的空落落的感觉。于是，“信”就又有了徜徉于亲情求得某种心理慰藉的功能。每每夜幕降临，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在忙完必须完成的作业后，我总会下意识地从抽屉中翻出信笺纸，在桌上铺开，忙里偷闲地写上那么几句家信。说来也怪，一旦拿起圆珠笔来作铺叙的开端，我的思绪便会飘到几十上百公里外的家乡：夕阳渐下的红霞，苍茫辽阔的远山，晒谷场上大人小孩朦朦胧胧的身影，间或伴之以嘻哈或呵斥，摇头摆尾的田园狗东游西荡，猪圈里还会传来饱餐后满足的唧哼声……总之，我会在这种遐想中感受到无比的惬意。许是害羞于被同学们嘲笑“迂腐”、“没有出息”，我在写这类家信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用左手在信笺上方作些遮盖，弄出点没来由的神秘感。结果，有时候不小心露出了称呼的前半段“亲爱的”，被部分比较成熟的同学报之以意味深长的微笑，殊不知还有后半段“爸爸、妈妈、大姐、二姐”。只是那时的我相对愚钝，并没有读出什么不妥来。相对于写信时三四页纸的长篇大论，家里的回信往往比较简单，多半不会超过一页纸。偶尔也有例外，那得以几分之差与高中擦肩而过的大姐执笔才行。大姐文笔很好，写起来抒情叙事等诸多手法运用自如，我读起来就像在进行一次课外阅读训练。当然，无论长短，只要是家里来信，我总是会漾上一种温情。那种状态，一直伴随着我师范毕业。即便后来在纯度上有所消减，也仅仅量变而已。
　　 走上工作岗位的最初几年里，其通讯手段和求学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除却中心小学的校长室和大村的代销店里会有一台手摇电话机外，像我工作的那种一般性村小是不会有这种奢侈配置的。因此，“信”在同班好友之间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大约是刚刚从学生转化为老师的缘故，这种由“被管理者”到“管理者”的身份更替让我们新奇，所以那时谈得最多的是讲台、学生、备课以及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烦心事、快乐事。当然，年少轻狂的我们，有时也会延续师范时“激扬文字”的那种激情，在信笺纸上纵论一番国家大事。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居然有人来信跟我讨教“中国复关”、“银河号”等等离微观现实生活十万八千里的问题。说起来也是我自找的，谁叫我在读书时老是以政论家、雄辩家自居呢？弄得我好一通资料查阅，幸好从书摊上的“秘史秘闻”之类中找到点素材，又从收音机、电视机里弄点信息，七拼八凑成一篇议论文之类，寄了出去，对方回信深表佩服并表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也”，只是信上“预计中国94年底可以复关”的结论和“2011年加入世贸”的实际情况实在是相去甚远。我那时瞎掰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渐渐地随着教龄的增长，这种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话题开始淡化，原先非常密切的同学关系也变得松散，再有书信往来，便多了些“今天天气”之类的恬淡和哲学。而另一种真正有点暧昧的情愫，开始在“信”间弥漫。“花非花，情非情；无花实有情，无情花还在。”懵懂清晰间的跳跃，让这个时段的书信多了些“独乐乐”的阅读以及收藏价值。
　　 再后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BP机、手机、电脑等的出现和普及让人眼花缭乱。于是乎，“无可奈何花落去”，手写体的“信”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种记忆就变得大势所趋了。用手写“信”，会不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我的课件做完了，电脑给你吧。你的QQ一直在响，烦！”女人的一声招呼，让正怅惘间的我飞快地把“信”塞回抽屉，遂喜滋滋地直奔电脑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