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妈说，阿峰死了。
　　 彼时我正同她在银楼里挑一只戒子。凌南说，妈六十岁大寿，该买点东西送老人家。我想想，家里甚么也不缺了，便拖了妈跑到银楼，想挑一只铂金戒子哄老人家高兴。
　　 现在的铂金不过百多不到两百一克，比几年前便宜，相熟的店员小妹将一只只戒指挑出来让我们试戴。我也兴致勃勃的在中指上套。我向来不喜欢在手上身上戴珠珠翠翠，所以也不知道戒圈的大小，只是不喜欢黄金的嚣张，铂金的沉静倒可以接受。只记得刚订婚时，凌南陪我去挑戒子，珠宝行里的小妹看着我骨节粗大的手，挑出一只17号的，让我戴才适合。我看一只戒圈“~”型的铂金戒子怪漂亮的，线条简洁流畅，看起来又大方，便随手套在中指，问小妹：“这只戒子是几号的？”
　　 小妹一看牌子，笑嘻嘻的讲：“这只呀？15号不到一些些，是活动的扣子，所以刚才量出来的。你若是戴无名指的话，13号都不用。”
　　 我一怔，看了看自己的双手，白皙柔嫩，纤长，留短短的指甲，抛过光，打过蜡，不曾上甲油，粉色的指甲，干净，哪有几年前长了厚茧，骨节粗大的模样？忽然就觉得心酸，这几年来，只在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连握笔的机会也很少，即使是做家务，洗完手也必定记得涂上护手霜。自然大不相同。
　　 小妹恭维：“太太一看就是富贵人家出身，瞧一双手，多白嫩啊，哪象我们，长了冻疮，还皮肤粗糙。”我骇笑，这样会说话，真是做生意的好料子。
　　 妈低头挑戒子，我对小妹笑笑，走过去帮她别眼光。妈忽然就抬起头来同我讲：“阿峰死了，前些日子老宅隔壁阿朱进城来，他告诉我的。”
　　 我如晴天霹雳，不敢置信：“什么？他死了？他才多少岁？不记得有生什么病啊？我年前还同他通过一次电话！”
　　 二、
　　 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很穷。
　　 父亲去逝时，我仅得七岁，妈说，是肝癌。家里原来有一幢小楼房，是父亲经商所挣，可到后来，一日日昂贵无比的针，药，我只知道，家里原来的有家具，家电，渐渐的少了下去，少了下去，最后，连房子也没有了，父亲也从窗明几净的医院，搬回来旧宅。我所能看到的，只是祖屋里黑黑的天花板，积了尘土的灯泡昏暗的照着父亲腊黄的脸，还有他时不时的闷哼声。他天天睡在床上，由一个乡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来给他吊针，妈怕父亲长褥疮，便每日给他清洗，擦背，又怕肌肉萎缩，夜夜给他抚背，抚腿。我小小的身子吃力的端一盆热水，给妈帮忙，结果有一次不小心打翻了热水瓶，整只小腿一会儿就肿起一大片水泡，钻心的疼。我的尖叫声伴着父亲病发时的闷哼，妈披头散发的把我抱到了小镇的医院里。夏天，水泡溃烂了，我时时掀起纱布看看泛着脓水的伤口，在妈的哭嚎声里，送走了我的父亲。
　　 那是一个极其闷热的下午，我被安置在后院的葡萄架下，陪四岁的弟弟玩耍。外婆忽然慌乱的跑过来，这个粗手粗脚的农村妇女，一下子抱起了我和弟弟。我呲牙咧嘴的哼了一声，伤口不小心碰到了弟弟的身上。我听见屋子里的人小心的说：“唉，怕是不行了，耳朵已经贴在头皮上了。”
　　 我不解的望着那个人。耳朵贴近头皮有什么奇怪的？我的耳朵就是贴着头皮长的，妈说，是小时候老侧着睡睡扁了的啊。可一种无形的恐惧笼上我的整个人。我和弟弟被拖到了父亲的床边，年幼的弟弟不甘的挣脱束缚，吃力的想爬上父亲的床，弟开口晚，性子内向，又害羞，只小小声的叫：“爸爸，爸爸，你别哭，你说话呀”，他伸出一只胖胖的小手指头，揩去爸脸上的泪水，我转头望着床前跪了一地的叔叔和堂哥表哥，看着父亲瘦得如骷髅一般的脸，怯怯的唤：“爸，爸”。
　　 父亲已经不会说话了。只一口口的，很困难的，咽着气。
　　 妈在脸上抹了一把，看不出是汗还是泪，素白的布衫汗津津的贴在她身上，半蹲在父亲身边，还有我姑妈，给父亲换白色的麻布衣服，我看到父亲脱落的头发，干瘪的身体只剩下骨架，脑袋无力的垂着，仿佛随时会从细瘦的脖子上掉下来。原来的父亲多么高大英伟啊。
　　 “喜君，林儿，来，给你爸磕头。”妈有些精神恍惚的把我俩按在父亲身边，我腿上的伤碰到床沿，可我不敢吭声，只紧紧的咬着牙，狠狠的把头磕下去，再磕下去，生疼，在碰碰的磕头声里，我看到父亲的喉头忽然发出奇怪的咯咯声，接着，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从他的眼晴里，看到了自己小小的身影。
　　 我有些怔忡，但屋里已经满是哭嚎声。妈没有哭出声，只呆呆地望着父亲，看着自己一双手：“他爸，我日日夜夜的给你摸背啊，摸腿啊，我就想你好起来，我摸得一双手的螺都平了啊！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就舍得丢下我们娘仨走了呢？你让我怎么办？你让喜君和林儿怎么办啊？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我看到外婆奔过来把妈抱在怀里，妈脸色铁青，牙关咬得死死的，一只手紧紧攥着胸口的衣服。外婆喊：“阿雪，阿雪，你哭出来，你给我哭出来啊！你别这样，你大声哭出来！”
　　 妈终于嘶心裂肺的哭了出来。弟弟给她吓到了，本来就在哭，也跟着哭得更大声了，眼泪鼻涕的糊了一脸，脑门上是亮晶晶的汗珠子。我忽然觉得冷，看着屋子里的人，眼睛里充满了哀伤和怜悯，叔公捉着我小小的手：“来，喜君，送爸爸一程，让爸爸闭上眼睛。”
　　 我迟疑着，伸出手，看到冰凉的，发白的指甲，探到父亲的脸上，缓缓的合上他的眼睛，看着眼睛里的那个小人，就这样消失了，不见了。我永远失去父亲了，再也没有人把我放在脖子上骑马了，再也没有傍晚回家时，听到父亲在门口喊：“喜君，快回来吃饭，你的草莓要给弟弟吃光了！”我轻轻的喊：“爸。”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是，我看到他眼角流了一滴泪，慢慢的，延着他腊黄的，了无生气的脸，渗到耳后，枕头上，不见了。
　　 我眼前一黑，倒在了床上。
　　 三、
　　 那个夏天，我的腿溃烂更严重了，化了脓的腿有种奇怪的味道。弟弟小心翼翼的隔着纱布吹：“姐，还疼不？我给你吹吹就不疼了。”我轻轻推开他小小的身子：“弟，别靠得太近，臭。”
　　 之后，妈也病倒了。医生说，是三叉神经痛。不发病的时候，人好好的，犯了病，就痛得满地打滚。外婆说，叫我们搬到她家去住，可妈执意不肯。妈也渐渐的虚弱了，有时候，只能躺在床上，小学里教书的工作，也耽搁下来了。
　　 我七岁，会做饭，灶头太高，便搬个小凳子。我会洗衣服，够不到洗衣板，没关系，我有凳子，把衣服浸在水里，再摊到小凳子上，涂上肥皂，再用刷子刷。然后再浸到水里，绞不动一整件衣服，便分了袖子，下摆，慢慢的绞，然后晾到天台上，那是隔壁的叔叔特地为我拉的一条晾衣绳，我爬上凳子，就能够着了。
　　 那天，我就在洗衣服，拿小刷子刷，然后吃力的绞干。那个大男孩，走过来，帮我三下两下绞完衣服，又晾到衣架上，然后拍拍我的脑袋：“你是喜君罢？我是阿峰，河对岸的，你妈妈的以前的学生。”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方头方脑的男孩子，那时，阿峰13岁，已升入镇中学了。
　　 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幸的事，每时每刻也都在有人死亡，世间的三言两拍，不过是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我小小年纪，已懂得人情冷暖，看人脸色。
　　 阿峰是那时候，少数对我们好的人之一。这个年长我六岁的孩子，象个大哥哥一样保护我和弟弟不被别的小孩欺负，又替我抢着洗衣服，挑水。有时候，还带我和弟弟去他家里玩。
　　 阿峰的家，跟我曾经住过的小楼房一样，窗明几净，还有他的母亲和父亲，都是做生意的人，家庭条件富足。但我逐渐长大，读懂阿峰母亲眼里的轻视，每每紧紧的看着我和小弟，生怕我们偷了甚么东西去。我告诉妈，妈叹了口气：“喜君，人家不喜欢我们，我们就别去惹人厌，做人要有骨气，知道吗？”
　　 那年我十七岁，高中毕业，不听母亲让我考大学的劝阻，坚持回到家乡小学教书。家里实在太穷了，弟弟小我三岁，正好初中毕业要考高中，一个寡母，除了教小学的固定工资之外没有额外收入，怎么供得起两个孩子上学？尽管我是那样的渴望校园生活。
　　 阿峰从车站接我回家，那时候，他已经职高毕业，在工厂工作几年了。
　　 小时候玩伴们编派儿歌笑话我和阿峰，说我是阿峰的小媳妇儿。长大了还是一样，我深觉得自己的心无比苍老，阿峰一直在身边陪伴着我，我想不出，除了他之外，还有谁的肩膀能让我靠一下。
　　 阿峰说：“喜君，我年纪也不小了，镇里的男孩子，二十三四都结婚了，我妈也在催我。明天，我带你去我家，见见我爸妈，好不？”
　　 我一惊：“啊？”
　　 “去吧，明天我等你。”阿峰将一包热呼呼的点心塞到我手里，转身骑着自行车跑了。
　　 那天，也是一个闷热的夏日，我还是胆怯，神不守舍，同事小娟嘻嘻笑：“那有什么好怕的，你看阿峰，多好的一个人啊，我求都求不来呢，没事，你要怕的话，我陪你去，他妈难道还能吃了你？”
　　 我终于站在他们家的小楼里。
　　 阿峰的母亲从楼梯上居高临下的望着我。我瑟缩，忽然觉得浑身不对劲。是，我永远没有新衣服穿，我身上的衣服，鞋子，都是堂姐表姐穿下来的旧衣裳，鞋子是再简单不过的白球鞋，五块钱一双，，尽管我每次洗的时候，都用刷鞋粉刷过，但鞋头的磨损，仍清晰可见。我曾经念书时在食堂里打工洗盘子贴补学杂费，永远粗糙，骨节粗大，长着厚厚的茧，长期接触粉笔和廉价洗衣粉，我的手一到冬天和夏天就会裂开口子，象一只只小小的眼睛，血珠从伤口里冒出来，我甚至伸不直手指。从未有过的自卑和羞辱的感觉，象盆冷水一样浇了我一身。
　　 气氛僵持着，阿峰的母亲从楼梯上下来，迎向——小娟：“嗳呀，这不是阿富家的女儿吗？长得真是标致啊，脸色红红白白的，真漂亮，这才是福相嘛，有对象了吗？”小娟羞红了脸，却笑得甜滋滋，我望着她，她没有看我一眼。
　　 阿峰尴尬的望着我，却不发一言。
　　 他是个老实人，从来不会违逆母亲的话。
　　 我象个被刻意忽略的透明人，我望着阿峰为难的眼神，忽然心地一片澄明，对阿峰笑了笑。透明人就该象透明人一样的离去。
　　 四、
　　 之后，我很快就离开了小镇。
　　 个中的辛苦，我并不想诉说。再简单不过的经历，又或者，我比其他打工妹子多了一份幸运，我遇到了一个好老板凌南，工作之余能让我有空闲去念书。可能吃过苦的孩子特别会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而生活早就教会不能放弃任何一点机会，我必须在母亲退休，弟弟毕业之前，有足够的资本来挣钱养活他们。
　　 而凌南，就在那时候，成为我的守护神。
　　 他和他的家庭并不计较我的出身，他说，你伏案工作时，微蹙的眉，和那份认真，以前对同事的宽容和体贴吸引了我。我只微笑，那只是基本做人的准则，去逝的父亲，和妈，一直就这样教养我们。
　　 然后，便是婚礼。
　　 凌南陪我去挑戒子。我浑身上下，除了一套亚麻的素衫，并无任何装饰，手上没有口子，皮肤也不如以前粗糙。只是，骨节依然粗大，长年抄抄写写，和骑自行车，中指指尖一侧，和掌心有几只厚厚的茧。
　　 小姐拿出女戒，我套一只，紧，再套一只，还是紧。窘得我面红耳赤，最后挑了一只式样简单的铂金戒子，只镶一粒小小的钻，戴在中指上，大小合适，小姐报给我听尺寸，我只记得她说，17号。
　　 凌南在车里笑我：“老婆，你的手厚多福啊，你看，我只戴18、19号的戒子，你只跟我差一号。”
　　 那时已非吴下阿蒙，自然不会介意他的调笑：“凌先生，你打小做过什么粗话没有？”
　　 一句话已足够让他闭嘴。
　　 母亲参加婚礼时告诉我：“阿峰两年前已经结婚了，对象是你以前的那个同事，小娟，就是支书家的侄女。”
　　 我微笑：“是么？他们俩倒是蛮相称的。”
　　 我已经学会淡忘，一个人若是永远记得不愉快，永远只记得悲伤，便只能把自己禁锢在囚笼里，愈收愈紧，直至窒息。又或者我本性凉薄，除出对血亲家人，便不再关心过问。
　　 我以为，阿峰这个人，应该已从我记忆里淡出。
　　 但那次，他按响家里的门铃。
　　 我愕然地望着他一身旧衫，落魄的光景，看到他凌乱的，数日不洗的头发油腻的贴着头皮，浑身扑鼻而来的汗味。
　　 他嗫嚅：“喜君，你，呃，最近好吗？”
　　 我还没反应过来，只机械地点了点头。
　　 “呃，上次你妈妈回乡下，我碰到她，她说你住这里，这几日我正好进城，所以来看看你。”
　　 我终于回过神来，赶紧让他进屋。
　　 宝儿正蹒跚学步，保姆牵着他的手。小孩看见陌生人也不惊慌，对着他嘻嘻笑，阿峰欢喜，正要去抱抱，宝儿却扭着小身子逃开了。
　　 “喜君，不瞒你说，我来找你是来借钱的。”
　　 “哦，多少？”
　　 他迟疑着比了比手指，“三万？”
　　 “哦不，不是，是三千，”他的神情有些窘迫，“小娟要生孩子，镇里的医生说，是双胞胎，他们那里接生吃不消，叫我们到城里的医院来生。可小娟住了好几天院了，前天打了催产针也没动静，一日一日的费用又贵，本来钱就不够，现在我凑了三千块，还差一半，实在没办法，我也没地方开口，只好找你”
　　 我摆了摆手，从手提袋里数了五十张钞票，递给他：“没事，现在小娟住在医院是吗？你有事尽管开口好了，乡里乡亲的，总是要帮的，何况，我们是老朋友。钱不够你先从我这里拿了应急，我多拿点给你，备用的，顺便给小娟补身子，生小孩可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