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姑且借用主席这句诗来表达我对你的眷恋，我的离愁！
　　 自16岁别你而去，现如今头上已添些许银丝。历史的长河，32年只算水珠一滴，可是于我而言，恍若隔世！
　　 几天前，你养育48年的儿子——我儿时的伙伴，他走了。这种坏消息，已经不是头一次听说，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中年，多事之秋的中年！
　　 故乡那条遥远的河，叫东荆河，河边有道小小的弯，她是周家湾——
　　 我现在不能回到你的怀里，却可以遥想你当年给我的亲吻；我现在无法再现你的音容，但脑海里时时荡漾起一缕缕淡青色的炊烟！
　　 我童年眼里的周家湾，有说不尽的诗情和画意。那时，大集体。阶级斗争。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开门办学。大人们忙着搞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我们是小孩子，跟着屁颠屁颠的。在老师的带领下，居然也写起革命大批判文章，也去出墙报，搞游行。斗走资派。俨然自己就是那个年代的主宰，真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如果说这是一段“诗情”，那“画意”呢，应该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在生产队的豌豆地里挖猪菜，也乘机偷集体的豆儿吃；在河堤上放牛，草垫子往地上一铺，放牛娃们全聚集拢来——军棋对阵，或者城山棋角逐；阳春三月，河堤上放风筝的少年摆成长长的一队；我却最喜欢听几个老头儿讲杨家将、说水浒。那时的文化生活其实也蛮有味道，大队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写三句半，演荆州花鼓戏。最最盼望的是大队请来放映队。有时，成群结队的跑上十里八里，为的是去看一场露天电影，细数看过的名目，《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而《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这些带“枪”的战争片在那时是我的最爱…… 每到年关，则可以看上三天的大戏，那情景比鲁迅先生《社戏》里的描绘差不了多少！如今，房子高了，人气似乎低了，村里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小孩；经济活跃了，人们的钱袋子鼓胀起来了，孩子们倒像有点傻头傻脑的了，因为他们确乎失去了人生的“百草园”！
　　 我的周家湾，是马口村三生产队的一个部分。我们三队当时有两个大姓——李姓和杨姓。钱姓人家还算多，都忠厚、老实，不大沾惹他人。
　　 候鸟爱上漂泊，也有归来的时候；游鱼离开小溪，也有思念的情结。
　　 狐死尚首丘，叶落思归根！
　　 有如燃烧着的“炉中煤”，有如风雨漂泊的残叶，轻轻的我来了，仁慈的地母啊，你可知道我对你的眷念！
　　 32年，其实只不过弹指一挥。一切依然清晰。
　　 夜不能寐！在昨夜！
　　 我在记忆的相册里徜徉！
　　 这一湾人家背水而居，不过十来户。各家屋后有一条小小的路，一直延伸到闸沟里，一条条小路像一条条长长的灰白色尾巴，女人踩着它到小河里浣衣，男人则踏着它去担水。
　　 这是一条发源于东荆河的灌溉渠，因为水量由上游的一道闸控制，所以名曰“闸沟”。沟里的水最深的时候可以达到2米以上，沟床并不窄，它，是我童年的摇篮！
　　 河边隔不远就会有一台抽水机，隆隆的声音与田野的蛙声织成一支交响乐时，河水泛绿，浮头鱼尽情的穿梭于水面。我便偷偷的从祖母的竹林里砍上一根三尺来长的条儿，再花5分钱从摇着拨浪鼓的瞎子手里买一枚3号钓鱼钩。蹲守在水边，一钓就是半天。中午的菜就靠我了。
　　 知鸟鸣于绿荫，烈日烘烤大地。夏日的小渠又成了我们的乐园。一群群的少年，像一群群的水鸭子，沉浮游止，花样百出。咱们敢从3、4米高的木桥板上跳入河里。更惊险的是，丙坤敢从一棵大柳树上跳下，高度不低于7、8米，他比我长一岁，块头硕大，大家喊着“一、二、三”，随声而下，有如门板，“啪”的一声闷响，露出水面，便见其胸脯红红的一片。
　　 周四元的门前有一个不规则的长形鱼塘，紧挨着我家的自留地，夏天，我躲在玉米梗下垂钓，有时会钓上筷子长的白鲢。暑假里，我和狗娃、远发也溜到塘里泅水，有一次，狗娃从水底摸起一个破瓦罐，里面藏满了土憨吧鱼。
　　 我有幸没有被葬身于此塘！在我约七岁时，在塘边找寻鳝鱼洞，滑跌到水里，抓不到一根救命的草，只是呛着水，哭喊着，巧的是我的伯父正打这儿路过，才使我获得重生！
　　 夏日纳凉，家家户户都把床放在外面过夜。小孩们则喜欢跑到渠边的大槐树下。
　　 树下有位老人，八十开外的年纪，却很健谈，他住我隔壁，名叫秦九香。老爷爷特会讲古，陈世美不认前妻啊、薛刚反唐啊等等，听古的人专心致志。
　　 月儿西落，在这星辰寥落的夜空，偶尔还传来缥缈的乐声和歌声。我知道，我们的小学校长李希秋，二胡拉得顶呱呱，危长青老师的板胡也是没说的，还有，刘先武校长的口琴，郭右平的小提琴，刘先三的歌喉……
　　 也有人在月夜忙着农活。队禾场上的柴油机、脱粒机吃力的叫着，电灯泡把场子照的通亮，加夜班的人在赶着打公粮。
　　 那年代里，到处可见到苎麻，这家伙可以长的高过大人的头。牧童的牛要是入了麻林，是要花上老半天的功夫去找寻的。
　　 苎麻砍掉后，要放入水中浸泡，于是，渠里、小沟里的水，全黑了，村庄的上空，弥漫着散不掉的臭味。
　　 社员们于是在靠近屋舍的田里挖了一个生活水塘，见方七、八米。她是一百多老少的生命之塘。
　　 东荆河水悠悠而东。
　　 我的外婆在水之南。
　　 每临假日，我会向母亲索几分过渡的钱，一路悠哉游哉，沿着河堤走一程，穿过河滩，向渡口奔去……
　　 懂事后听母亲讲，在六十年代初期，周家湾及邻近村落流行着儿童脑膜炎，农村的医疗条件非常差，于是有些人拜神求菩萨，可还是留不住奄奄一息的小生命，不久，省城来了专业医生，在公社的学校设了救治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孩子才获得了新生。
　　 几个小叔子——四海、亮亮，还有发昌，我们都是同年出生。四海显得文静、成熟，话不多，但有独到之见。读初中时，《初等几何》中的好多题目难住了老师，他却能解答，有的还能得出几种解。他患了中耳炎，听课有障碍，可是，我们村只有他“破天荒”，考取了沔阳中学，当时的影响不亚于考取清华北大。他的人生是精彩的，他的心态是乐观的。90年代，四海留学美国，跻身人类精英的行列。亮亮是一个很务实的少年，初中毕业后，就在油货作坊学技术，搞实业，后来又外出练地摊。而立之年做了汉正街的服装大老板。发昌呢，少年时脑子就特灵活。有一次，老师讲平面几何后，回到家里，他就抄起刀锯，做了一把活动比例放缩尺，那简直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少年的他喜欢而且擅长写作，他写给女生的情书蛮有情调的。后来他不知怎么喜欢上了沾牌近赌，这个嗜好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
　　 周家湾的民办老师在我少年的眼里是神圣的、崇高的。
　　 刘先武老师教过我5年级语文，那时的教材就是毛主席语录，他大胆摸索，刻印一些优美的散文让我们朗读。晚上，要我们各自用玻璃罐头瓶做成煤油灯到学校自习。那时普及了初中，他也教我们数学，每节课之后，他就出几道题让我们回家做，次日按成绩在张贴的竞赛表里贴红、黄、绿三种小旗，这精神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教学方法实际上很合乎当今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廖松青老师对我每次的作文批阅得很仔细，我看了他鼓励我的批语，常常在心中暗自兴奋不已，我很崇拜他的写作才能和毛笔字！李益祥老师很富于思想性，喜欢标新立异，行书写得很漂亮！这三位在恢复高考后都入了高等学府。
　　 好像是林彪叛国出逃的那年，我已经在读一年级了。那时都玩扯麻木（在圆形的润肤油盒子上打2个孔，用线穿过，套在两手上，一张一弛，便发出“呜呜”的如麻木虫的声响），我不小心绞了前面座位上的女生的长长的头发，我被重重的打了10板子。
　　 几天后的中午，我往家跑着，一位老太横过来，“哐当”一声，她两手抱着的一个大瓦钵被我撞落于地，我的头顿时懵了，却没流血，等我镇定时，她便拽着我的衣领找我父亲赔钱，老实的父亲赔她了几角钱。我虽小，却知道，她是村里大队长的母亲，我是富农子弟。为这事，母亲偷偷的哭了，她不想与人理论。少年的我做的乱事还有不少，四岁时，我爬到母亲的梳妆台跌下来，使额上留下一弯如包青天头上的小月亮。放牛的时候，与同伴王习刚用锄头逗，把他的手指切了很深的口子，他昏了过去，我也吓得半死。还有一次，我和发昌在草堆掐了一只鸡婆，在他家清炖，最后无法下咽，连盐都没放…… 总之，童年的我外表上文静，却干了不少出人意料的乱事。
　　 经历过的事，接触过的乡亲，如今有不少都能忆起，难道说我得过脑膜炎，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