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期，武汉钢铁公司一批知识青年下放到这里。有位名叫杜广学的当了我的老师，他20岁的样子，和善的面容，见识又比其他人丰富，吹拉弹唱都得心应手，所以深受孩子们喜欢。另一位张老师充满青春的活力，20出头，正与横岭小学的文老师热恋，两地约3公里，他经常写好情书后，让几个小鬼当邮差，有一次我去了，在半路上还偷看了书信。
　　
　　 当时，全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开群众大会是常有的事。冬天，雨天，一般在学校进行，学生就放假。夏天就在堤外的防浪林里召开，社员们带板凳的坐板凳，没带的就一屁股坐在草地上，或者坐在扁担上，散了会顺便去干农活。高音喇叭里是大队长的汹汹的声音，因为要震慑阶级敌人嘛！会议最后的议程无一例外的是斗地主。有一次，亮亮的祖父挨斗后，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一气之下，在树林自缢而亡。
　　
　　 那年代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家庭子女一般都是三五个，多的有八个。娃娃亲很普遍。我舅舅做媒，为我找了一个小对象，我们同年同月出生。逢年过节，我就带着礼物去她家，我们见面不会谈感情，只有别扭的感觉，这样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
　　
　　 年关近了，家家也分得一些鱼，大小搭配；肉呢，则凭票到食品组去买，那时，农家都养猪，卖猪后，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肉票。除夕，孩子们放一颗一颗的鞭炮，大人们则热衷于看戏，戏场子设在堤脚，戏台其实就是个土台，有十岁小孩那么高。黄昏的时候，锣鼓声便“咚咚锵，咚咚锵”的响起来。方圆四五里的人渐渐的都聚拢来，有的是为了看戏，多是老年人；有的是借以消遣，比如谈恋爱的年轻人；还有的是做点小生意，5分钱一根的甘蔗，一酒杯花生1角钱……
　　
　　 那时的春联大多来自毛主席诗词，什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都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三队的对联多半由李希秋老师书写，有一次父亲让我买了一张红纸，上门请他写好对联，回来后，我用毛笔把原来的字又填一次，再撒些灶灰，于是，字就有了立体的效果。
　　
　　 我们村很穷，那时却有几个湘籍女人漂泊于此且与本地男子结亲成家。香香是黄花闺女，临湘人，经人一撮合，在牛马归栏之时走进了方方的家门，燃了一架两百响的鞭，向空中撒了几把糖果，小孩子抢的头破血流。可惜几年后便喝农药自杀了。安安娶到的堂客则有点愚笨，过了几天，将其请出了大门，后来又得到过几个，总是非丑即愚，无法将就。
　　
　　 村子里的桥码头，在2队与公路的交叉地。在晚饭之后，总有几个健谈的人，把自己从报纸看到的、从收音机听到的一点消息拿来讲一番，大有卖弄之嫌。他们通常是站着的，很多时候就是赤着脚，只要听众多，就高兴！
　　
　　 二生产队有几个人给我印象很深。廖松清，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在我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全才，他会下象棋；也带我们编写剧本搞演出，拉起二胡来，脑袋总会随着那婉转的韵律摇摇摆摆；大队要写宣传标语，任务常由他担当；他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少年的我喜欢接近他。读初二时，发昌、发清和我三人共坐一张矮方桌，廖老师一走进课堂，我就有准备的问题请教。记得他曾告诉我怎样填词，获益不浅。刘火生，高高的个子，是典型的帅哥，大队文艺宣传队中，他是一根顶梁柱，既是导演，又当演员，有一回他表演顺口溜时唱道：“隔壁王大妈，今年四十八，还在生小娃”“新华的烟，黄鹤的酒，换点化肥肥黄烟”，把看戏的老少逗得前仰后合。盛国春、陈代爽、于柏青、厚道、耀云…… 都是我童年的好伙伴！
　　
　　 小人书之于少年有如鱼香诱惑猫儿一般，那时的我们，每到供销合作社，总会被橱窗里的连环画吸引。一本1角几分钱，可分文没有啊，怎么办？勤工俭学！于是，我邀上Ｘ一起拾拣废品，其实就是在家家户户的灰坑里拣布角料。从马口一直到淘到杨树峰，八里之遥，终于拣满一篓子。将废品过了称，3分钱一斤，开了领款条，要到另一个门市部拿钱，Ｘ想出了一个捞钱的馊主意——涂改金额，将3角改为8角。那时的我们读3年级，幼稚得竟然不知道还有大写。结果，收购员逮住我俩，我们交代自己是马口小学的，读三年级，问我姓甚名谁，我报了假名，之着先银说“他叫周厚德，我叫李厚淡”。哪里知道第二天上学，我们的丑事大白于全校，落得个罪上加罪的罪。为此，学校的政治学习有了现实的反面教材。
　　
　　 Y的父亲30多岁，个子不高，却生的横实有力，干木匠的活儿，是队里的大力士。那时，笨重的抽水机经常要挪动位置，每次都会有他参加。一年的夏天，队里派他到外地的工地做活，不幸患脑溢血离开了人世。次年，Ｙ的母亲与村里的一个丧妻的中年男人好上了，他发现后，觉得有丧风化，便和姐弟们数次找那男人，还握着镰刀，搬着扁担。大约在几个月后，这情感的风波才慢慢平息下来。
　　
　　 恢复高考的七七年，我参加了有生以来最严格的初中升学考试。考场在杨树峰中学，环境是陌生的，监考老师也从未见过，这种经历在我的人生中还是头一次，所以在考室未免有几分紧张感。先考语文，作文分的比例好像蛮大，题目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因为之前写过不少革命大批判文章，所以用“胸有成竹”来形容我这次写作文并不算夸张。后来进了高中，阅卷老师周长久当我班主任，他戏称我的作文是学校的“第一把交椅”，这样的精神鼓励时时唤起我的求知欲。那时的我们比现在的高中生，单纯多了，心里的担子也轻多了。那时的教育，轻物质奖励，重精神鼓励。在高一期末考试中，我的成绩有进步，学校便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将一张大而红的“喜报”送到家里。那就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读高一的日子里，开先是早去晚回。周家湾离学校有4公里，最远是五爱大队，像彭富春、武燕青的家，距学校则有8、9公里。我们往往才起床，他们就走到我屋后的石子公路上了。晚上放学后，如果有顺路的手扶拖拉机，我们会蜂拥而上，纷纷抓住车后板往上爬，哪有什么安全意识！后来就住校，白天的课桌到下晚自习后一拼，就变成了过夜的“床”。吃饭怎么办？从家里背米来换餐票。一般用瓶子自带坛子的腌菜，如果到食堂买菜，得带菜油换菜票，另外一个小菜（也只有小菜），另收1-5分钱。
　　
　　 那个年代正在斗私批修，穿衣戴帽虽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人们心中还是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草绿是革命的色彩，穿天蓝色或者海蓝色的衣服还算正常，红色和花色的几乎就成了资本主义、牛鬼蛇神，当然也就难得一见，谁不想自己是革命派呢！这正好印证了毛主席的那句诗“不爱红妆爱武装”。各家各户都有三兄弟或是五姊妹，老大穿过的衣服，自然会像接力棒似的一一传下去。那时，我们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俨然自己是一红色的接班人，自觉眼睛亮，思想红。三娃的父亲五十来岁，为生产队放牛，喜欢抽烟，7分钱一包的 “大公鸡”买不起，只好到路边寻别人丢下的烟屁股，因为他个高，约莫一米九的样子，躬下身子时很是费劲。他在自家的灰坑边种了几株烟草，没等叶黄便割掉了，经过几天的晒烤，再用黄草纸一卷，筷子长的烟卷儿就够他美上一个时辰。那时，我们都觉得他光荣，因为他穷！还有一位贫协主任，也有五十出头，干瘦，长着一只田螺眼，学校开会，他总是坐在主席台的正中间。他的衣服是破的，或许还多日未洗。那时，我们也都觉得他是光荣的。
　　
　　 正是油菜黄的一天中午，听得大队高音喇叭里在朗诵一首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暗自觉得这诗有意思，可一听评论员的文章，傻眼了，原来它是天安门的“反动诗”。过了一些时日，才明白它是人民痛恨“四人帮”，悼念好总理的内心的呐喊！
　　
　　 我的本家有几个“家”字辈的人该提一提。一是我祖父，名家钰，解放前应该喝过一些墨水的，他偷偷的进行着家谱的编写，毛笔小楷像一只只精致的蝌蚪。他善良，快六十岁了，但出工总比别人早，他的活儿就是耕田。一天，工作组把我喊出教室，说我祖父是四类分子，我应该听主席的话：“出生不由己，道路由自己选择。”原来，他们是要我揭发祖父的破坏活动。我绞尽脑汁，最后只得无中生有，杜撰了一篇批判文章。二是家炽，也是我的祖辈，他比我父亲大不了几岁，是村里有名的“智多星”，邻里乡亲碰到难以定锤的事情就常常想到他；要是有人吵架了，他就会去说几句一针见血但让人愿意接受的公道话，于是，矛盾也被化解了；他更痴迷于看各种各样的书，这时，他得借助那副老花眼镜；他喜欢谈谈国家大事，我在上大学和工作后，曾与他促膝攀谈几次，对他那言语中透露出的智慧，感到惊讶，他是一农民，还是哲学家？他有腿疾，但不严重，他走路的样子，还是令我忆起他的沧桑来！他的老伴姓童，我称之童奶奶，个子不高，却是队里挣工分最多的妇女，养育四个儿女，最后积劳成疾，在世纪末驾鹤西去。他带儿女们插秧的情境，至今还犹在眼前！三是亮的父亲，叫“家”什么我不知道，他身材魁梧，说话很有力感，做事当然也干脆果断，是村里有名的泥瓦匠，哪家做房子，他是不可或缺的设计者兼施工者；他平时抽点烟，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最后说说家坤爹，他是个极聪明的人，会弹被子，会修理机器，会开手扶拖拉机，会泥工，还会许多技术活。我读大学寒假回家，曾托亲戚买烟给他抽，那时的烟还属紧俏物质，我发现他不是蛮在意我的一片感情，后来我在心里就生了些许的芥蒂。果然，家族成员对这位智者颇有微词，有人说他懒，还有人说他好赌博，输了钱就把家什偷出去卖，这都被证实了。更要命的是，一到年关，各路的债主都来了，用门庭若市并不算夸张，而且，家族中的人把钱借给他，一般都成了飞走的鸭子。为了顾及名声，大家只好自我安慰一番，随着时间的流逝，折财的心痛感觉也就渐渐的麻木了。他的晚年怎样，我不太清楚，虽然我回家过几次。
　　
　　 时隔多年，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给我做好吃的情境。一年之末，能尝到母亲亲手包的饺子，虽然是菜馅儿，也可闻到热气腾腾中的几丝油香。如今吃豆腐，总觉得口味大跌，也会自然恋起少年时同母亲磨黄豆的一幕，我往磨眼里倒进泡过水的豆子，母亲推着丁字形的磨架，石磨有节奏的转着，发出沉重而低缓的声音，白花花的豆腐浆淅淅沥沥的从磨槽流出来，滴落到大盆里。我特爱吃所谓的豆皮子，其做法是，在热锅里淋几滴油，倒入生豆浆，再用一瓣硕大的珍珠壳刮薄，翻个面，豆皮儿就成了，用大蒲扇托起，放到太阳下的芦苇帘子上晒晒，干枯后就可以当做面条吃。有种名叫“猫屎条儿”的东西真的很好吃，以红薯为原料，掺和些许芝麻，灌到布袋子里后再挤出，状如猫屎，放入油锅一炸，喷香喷香的，尽管名儿倒胃口，小孩子却甚是喜欢。那年月吃的副食，现在看来，真的胜过麦当劳或者肯德基一百倍，它天然，环保，实在。母亲还会许多食品制作的活儿，如做炒米糕、爆米花、爆豌豆等等。可那时候的我，却不懂她为什么要这样的煞费苦心。
　　
　　 母亲觉得我听话，因而不怎么约束我的行动。有一年春夏之际，我和又元、发清、代爽几个同学，下晚学后，提着瓶子灯到秧田捉了半篓鳝鱼，商定到我家加餐。半夜时分，我把熟睡中的母亲叫起来，她听了我的意思后，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原来米缸空了。同学打算离去，她却笑了笑说：等等！不一会，她从隔壁借了一大瓢米来。童年时代，我做了许多令母亲尴尬的事，她却从不在脸上现出不悦的气色，现在想来，真是羞愧！
　　
　　 母亲不识字，所以时不时用“人从书里乖”来训导我。当我与湾子里的孩子捉迷藏时，她会轻轻的问一句：“老师今天布置作业了没有？”然后又会补上另一句：“勤有功，嬉无益！”我知道她在暗示我，却只是一脸的沉默，不用言语回答她，也不与她争辩，心里暗暗地嫌她真啰嗦！
　　
　　 湾子里人家都喂鸡，鸡下的蛋自己却舍不得吃的，我们家也如此。哪家的舅娘或者姨妈来了，上七家下八家都会用葫芦瓢盛上十来个积攒多日的鲜蛋，热情的送过来。邻里互送的东西，还可以是几蔸蔬菜，一筛桃子或李子……
　　
　　 父亲在年轻时就患了风湿关节炎，从劳力的行列歪倒了，可队里的劳力活却是不能减掉的。这个时候，我可以在挖河的人海中一眼便瞥见母亲，还可以看到她挑大粪、拉板车…… 干重活的男人群里，都有可能出现她的身影。父亲为生产队放2头牛，一头年轻的牯牛偏偏老是与他作对，他一气就挥棒打去，牛一冲，鼻栓儿掉了，他追赶那脱缰的牛，一瘸一拐。母亲见了，没有埋怨，默默的迎上去，待牛安静下来，轻轻的摸摸牛屁股，然后一个箭步冲到牛前面，利索的抓住它的鼻子，父亲也拖着长长的绳索一踮一踮的走过来，指点着他的死敌，嘴里不停的骂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