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河南相继提出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这一未来的举措，虽然广受网友好评，但农民工兄弟怎么想，心里是暖融融的还是酸溜溜的，恐怕只有他们最清楚。这件事让人想起“摘帽××”，脱了马甲也能认识你。
　　 农民工的称谓本身，并不是他们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根源。自古以来，“人以群分”，不同的人群由自身的共性特征形成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社会领域，通常称为阶级或阶层。群体又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不同，有的受人追捧，有的遭人歧视。这里既有每个时期政府的政策行为，也有一个社会民众的阶层意识因素。即便许多人心目中认为最民主的美国，其黑人人群由遭受歧视到真正融入白人社会，也历经了漫长的过程，其间，黑人为追求平等，付出的不仅是口号。到了今天，早已融入美国社会的亚裔，也还是“摘帽东方人”，亚裔美国大兵被歧视致死的事件屡有报导。这说明，人群之间的歧视具有顽固性，不会仅仅因改了称谓而发生根本改变。
　　 社会群体的不平等结构，当然不是恒古不变的。中国最早受奴役的工人农民，在新中国曾以工农的称谓为自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当家作主”、也就是民主的地位变化了。
　　 计划体制时期，在户籍管理上一直存在一个弊病，那就是人口的非流动性形成了农村与城市两大类群体，即便在当时，城里人总会感到高人一等，商品粮、“跳龙门”成为很多农民的追求。
　　 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打破了计划体制，大量的农民涌进了率先开放的城市，主要从事着建设城市、生产“中国制造”、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作，这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实际上，所谓开放城市，仅仅是对“劳动力”的开放，而不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力和劳动力的所有者形成了奇异的分离：劳动力做的“工”献给了城市，而人则一直是“农民”，这就是“农民工”，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称谓。回首中国奇迹发生的轨迹，首当其冲的是都市现代化、中国制造，而这些成就哪一点离得开农民工？
　　 然而，就是这些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丰功伟绩、为当地的发展进程流血流汗的人群，并不能为当地所认同。甚至在一些人的眼中，他们是低贱的劳动者。他们的后代，一般不被当地学校接收。农民工们自己办起了子弟学校，无非是让孩子们识几个字，却因为其教育不规范屡遭刁难，大量的农民工子女远留农村，成为失去教养的“留守儿”。
　　 取消“农民工”称谓，起码在冲破习惯势力上算是一种象征性进步，值得关注。但是，这个群体不会因为称谓的改变而消失，让他们换一个马甲还是农民工。解决农民工问题，恐怕还是要从制度入手，就如现在的大多数深圳人一样，使这个群体具有当地人应该具有的一切权利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