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班主任孙传松老师在我上交的作业本的姓名一栏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名字后面还有六个字：八吊公要死了①。孙老师勃然大怒，立马来到我的座位旁，抓起我的耳朵。他让我的耳朵做上升运动的同时要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写的？七岁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茫然地看着那九个工工整整的很细小的汉字，脑子一片空白。我什么也不知道。在学校里我一直非常沉默，三棒棒打不出一个响屁。于是我继续着我的一贯传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孙老师也保持着他的愤怒。他不停地用手向我的耳朵传达着这样一个信号——他的怒气像我的沉默一样，还保持得相当完好。后来他觉得抓我的耳朵要提很高才会滑脱，这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实施这一动作频率不够高。于是他的手就改道抓向我的脸蛋。他觉得他的怒气实在太大，一只手表达不够充分。他就毫不犹豫地将他的双手分别伸向我的左右脸蛋……我听到“吧嗒、吧嗒、吧嗒”的很有规律的声音。沉默果然赐予我非常强大的力量，让我变得异常坚强，让七岁的我学会了忍受。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吭声，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下午放学回家后，我跟母亲说话时不停地转着头。但由于两边脸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淤青，这样反而使得所有的情况在她面前暴露无遗。她用一根手指飞快地在一块淤青上戳了一下，我低低地“哎”了一声。她厉声道：怎么回事？我看了她一眼，说，摔跤摔的。她当然不信，马上对我进行拷问。但我死活不说。她生气了。她在我脸上又拧了一下，我“哎”地大叫一声。她走出屋门。她很快就从和我一起上学的同伴那里探到了真相。她气得不行。她说别吃饭了。她拿出那个作业本，要我在上面继续写那几个字。她在一旁监督着。她说，写小点，再写小点。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意识到。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我这样做。我的手发着抖，畏畏缩缩。我已经写了很多遍了，她还在一旁厉声道：再写小点，写工整点！第二天，母亲陪我到学校。她拉着我的手与孙老师对骂。她对其他老师说，这哪里是他写的。你看，他哪能写这么小的字，哪能写得这么工整？那时节天气已经转凉了。母亲拉着我的手从操场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边走到这边，在寒风中与孙老师对骂……后来我的成绩很好。孙老师似乎也忘记了他的不快，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在我上初中、高中后，他一碰到我就会询问我的学习状况。然而我对学校却依旧没有好感。
　　
　　 上六年级的时候，肖立坚、易年厉、肖才勇、黄站成立四人帮，在班上横行霸道。有一次下课，黄站说要和我摔跤。我俩正较着劲，上课铃响了。我说上课了。他一把将我摔到地上。他说，我还以为你很有劲呢！于是后来我在野外苦练功夫，发誓一定要打败他。那时候田里刚刚收了稻子。我把田里的稻草平铺到一起，放学后我就在上面向同伴们表演我的绝活。我能够手和头都不沾地地翻过去。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在这里练习。下午看牛时就在山里的草坪上继续。我打算练到能够翻过去直接站立。有一次放学后，肖立坚和易年厉在教室后面与曾志权对决。最后他们两个并没有占上风。为了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我和曾志权、王宏文、刘建华也组成四人帮。我们四人同出同进，齐心协力。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向我们挑衅过。于是我的功夫也荒废了，以后再没长进。没人挑衅了，但我还是觉得不爽。我对学校生活缺乏好感。但我由于成绩好的缘故却担任班长一职。我对班上的纪律听之任之，因而深受那些“吵宝②”的欢迎。我的同桌张样书就是一个爱吵的人。他动作利落，像一只老鼠。同时爱吃零食的习惯更让他获得“张老鼠”的美名。我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零花钱。往往上自习的时候，他就坐不住了。趁老师不在时，他就对我说他想出去买东西吃。他想征得我的同意，然后不被老师发现就万事大吉了。我总是点头应允，同时小声嘱咐他小心点。他就弓着腰“嗖”地从前门出去了。在我还没决定猜他会买什么时，他就已经回到座位上了，手里拿着两个冰棒，一脸贼笑。速度真快。然后他就会笑嘻嘻地将一个递给我。有时候会是一些糖果。但不管是什么，总少不了我的。
　　
　　 后来我因为做了一件事而几乎受到了班上所有人的崇敬。尤其是张样书和肖立坚们。是这样的。那时候的班主任是王代书老师。因为我是班长，王老师就将一本又大又厚的班务日志交给我管理。班务日志每天都要写。主要记录班上的迟到、旷课、早退等现象。有一天我对张样书、黄站他们表达我对学校生活的不满。他们啧啧称奇。我说，我早就不想当班长了，干个鸟！你们信不信我把班务日志给烧了。他们的眼睛立即放出了光芒。极力撺掇我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觉得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的。我就去抽屉里拿出了班务日志。他们跟着我来到教室左边那块荒地上。张样书毕恭毕敬地为我递上打火机。我看着周围那些期待的目光，打燃了火机。在火光中，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气氛显得庄严、神圣。他们最后面带笑容，心情舒畅。
　　
　　 第二天，王老师照例要检查班务日志。我说，忘带了，在家里。他就让我回去拿。回到家里，我说，妈，你看到一个又大又厚的本子吗？她说没看到，要我找找。我就胡乱翻了两下。我说，妈，会不会是弟弟妹妹撕了刨屁股了？那个本子母亲见过。于是她说，那么多他们一下子也刨不完啊。我说那我再找找。我就走到了牛栏屋里。我抬头看了看，上面码了一些稻草。屋里没有楼梯。但这难不倒我。我伸手摸了摸牛棚边上那几根直插到上面的木桩，悄无声息地爬了上去。我躺在软软的稻草上。我听到爸爸做工回来的声音。他在吃饭了。后来妈妈叫了几声我的名字。他对爸爸说，碑权丢了一个很重要的本子，不知他找到没有，你去学校看一下。爸爸就去了学校。爸爸和王老师互相向对方打听我和班务日志的下落。班上的同学都屏住呼吸，一会儿看王老师的嘴，一会儿看我爸爸的嘴……而这时我正在牛棚顶上透过一个砖洞观察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轻轻地换了一个位置躺下。在这个位置我透过砖洞可以看到茅厕面前那棵柚子树的一个枝杈。两只鸟飞过来了。它们停在这个枝杈上。在这个砖洞的视线范围内，它们窜上窜下，蹦蹦跳跳，拉拉扯扯，叽叽喳喳，看上去十分亲昵。我盯住它们。太阳又走过去很远了。我想，它们怎么这么开心呢。我听到一些声音。哦，邻居家开始做饭了。我又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我想，这么快他们就放学了啊。我看着还在嘻戏的那两只鸟，在心里说，这样生活多好……一个声音到牛栏屋里来了。是爸爸的声音。他说，怪事，他今天哪里去了？他又叫了两声我的名字。我看着那两只鸟，我想要是它们叫我我或许会应答。接下来我又听到一些声音。我知道爸爸搬楼梯进来了。我听到爸爸爬楼梯的声音。我还是一动不动。爸爸探出了个脑袋。身子也探出来了。我睁着一对眼睛，就那样看着他。我家里已经围起了很多人。启江他妈正在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事情的前前后后。爸妈的脸色就变了。奶奶更是急得不行。她不停地摇着头：这怎么是好？她决定不告诉老师真相，只说丢了，没有找到。我想启江比我低一个年级都知道了，那学校里还有谁会不知道呢？但是我没有说。第二天奶奶就带我去了学校。她跟王老师说，都找了一天了，没有找到。王老师问我，你昨天去哪了？我低着头没有说话。他又说，丢了就算了嘛，课还是要来上嘛。
　　
　　 后来我上了初中，上了高中，上了大学。我还是觉得不爽，对学校缺乏好感。现在，我顺应自己的心理需求，摆脱了学校的正规教育，蛰居隆回③，以另一种方式与生活打交道。我还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注：①八吊公要死了：方言，骂人的话，带有侮辱性；
　　 ②吵宝：方言，指不爱学习，调皮捣蛋的小孩；
　　 ③隆回：我们的县城。
　　
　　
　　 ——200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