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泼妇”，在我的记忆深处。
　　 听母亲说，她一直都看不上父亲，但在他们那个年代（60年代末），她做不了婚姻的主。经过媒人的牵针引线，在我爷爷和我外公的极力撮合下，在世人的好言相劝下，最终只好哭哭啼啼委委屈屈地嫁到了我们家。那年，她十八岁。
　　 打我记事起，家庭暴力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父母结婚时正处合作化后期，人们的生产热情普遍低落，村子里一年下来打的粮食极为有限，爷爷又是个不太务正业并且还有些偏心的人，家中的光景可想而知。父亲那时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人也长得一点不丑，还担任着村里的生产队长，他对母亲的心事心知肚明，心中自然总觉得很是憋屈。我父母结婚没多久，爷爷就决定分家了。分家的时候，爷爷只分给父亲一孔破旧的土窑，一头无力的老牛，一口裂缝了的锅，一点儿不多的粮食，一位体弱的奶奶，顺便还有几句淡漠的教训。之后，他就和大伯一家人过了。母亲对此自然极为不满，时常抱怨分的不公，而父亲，则是一个极孝顺的人，一点怨言都没有。这些，后来就都成了我们家庭矛盾愈演愈烈的根源。
　　 面对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就没有了下顿的这个家，母亲常常束手无策，只好以泪洗面，哭自己的苦命。虽说当时家庭差不多都一个样，但我们家，是最最实打实的那种贫下中农。于是，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嗓门也越来越大，这孔破窑洞也就再难以安生。母亲以指桑骂槐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内心的忿恨，而且与日俱增。奶奶是个善良软弱的老人，当苦口婆心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只能是默默地忍受。而这，自然难以避免地不停地激发着父亲的怒火，结果，母亲总是鼻青脸肿。但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和父亲的冲突，母亲从未没有过哪怕一次的服软，哪怕是做做样子都不曾有过。父亲的拳头有多硬，母亲的咒骂就有多毒。每一次的战斗总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左邻右舍的劝说和家人哭哭啼啼都开始疲倦了的时候才结束。
　　 父亲在上学的时候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后来减大学生被减回了家，（“减大学生”父亲他们那个时候的叫法，意为“清退年龄过大的学生”，父亲因为家贫，所以上学很晚。上到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减了回去）这病就更严重了。吃不得生冷和粗糙的食物，也无法再干繁重的活儿。在那个年月，在陕北这个尤为苦焦的地方，这病比索命的无常还可怕。父亲不能倒下，这是母亲的信念。不管身上的伤痛是何时留下，因何留下，不管自己曾对这个男人有过怎样恶毒的诅咒，母亲心中的善良从没有一丝的改变。老婆婆不能没有儿子，这个家不能没有男人，四个孩子更不能没有父亲。母亲想法设法改善父亲的生活，四处奔波为父亲治病。好几次竟硬生生地从阎王的手中拉回了父亲的命。一次父亲病危，乡村医生六伯对两眼红肿的母亲说：“去抱苷草（陕北方言，指谷子的禾秆。陕北过去有一种习俗：人死后应先抬放在谷草上）吧，老五（我父亲在本家兄弟中排行老五）不行了！”邻居们也都开始帮忙为父亲准备后事了。但母亲哭喊着不同意，她非要把父亲拉到县城医院去看不可。父老兄弟们拗不过母亲，只好同意，觉得了一下母亲的心愿也好。二十多里的黄土路，母亲拉着架子车上的父亲，艰难地消失在尘土中。可谁曾想，几天后，母亲回来了，拉着瘦瘦的但却双眼依然亮堂的父亲一块儿回来了。村里父老睁大眼睛惊叹：“这老五婆姨呀，不得了……”特别是六伯，从那时起，对母亲特别地敬重。
　　 父亲是生产队长，为了服众，为了更好的开展村里工作，常常无奈放弃自家的利益。每天出工前分工，那里苦重没人去，自己就上（实则父亲干的多是轻的，重的母亲干）。时日长了，虽说倒也赢得了一些社员的拥戴，但更多的人则觉得父亲软弱可欺，于是他们便次次都想占点便宜。母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就不愿意了，出头为父亲说理，和社员们吵得不可开交。母亲牙尖嘴利，还又常常站在理上，自然胜多败少。这一场场斗嘴，成就了母亲的恶名，得罪了个别的人，也练就母亲的口才。于是社员们说：宁和黄牛较劲，莫和老五婆姨斗嘴。奇怪的是，母亲强硬的作风到象并没有得罪太多的人，反到赢得前前后后社员们的佩服。村前村后左邻右舍闹矛盾的时候，反到离不开了母亲的开导！“他五妈（父亲在村中排行老五，所以村里人多称呼母亲为“他五妈”。）一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社员们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张，但也不失为事实。母亲成了村里的女强人。
　　 母亲是个泼妇，她从来没有服过谁，到是让全村乃至附近村庄的男人女人们全服了。合作化，因为父亲的病，门里门外男人干的活母亲基本全包了，女人干的活，母亲也一点儿没有落下。母亲个不高，但有一个健壮的身板，一双灵巧的手。农家的活，没有母亲不会做的。耕、抓、收、打、扬，样样都会；缝、纳、绣、煮、蒸，件件精通。每年开春，先要把研碎的农家肥料送上山（我们那里把这叫做“送粪”）。为了多挣工分，母亲就揽起了这个男人们都多不愿意干的活。那高出母亲半头，比母亲腰还要粗的粪袋子，百斤左右啊！母亲低头，吸气，哈腰，双手紧搂，最后嘿的猛一发力，近乎扔一般的把这百斤左右的粪袋抱上了近肩高的驴骡背上，然后再用绳子前后绑好。送一次，通常是要赶上好几头，甚至十几头的驴骡啊！这一送，就是一晌午。就这样，一年下来，母亲一个女人挣的工分，竟不比其他家夫妻二人挣的少多少。这是个奇迹。正是因为母亲的能干，我们一家大大小小七口人才得以在那个艰难的日子走过来。（父母、奶奶和我们兄妹四个）提起母亲的能干，村里男妇女人，无不摇头，慨叹：“老五好命啊！”我也常在想，假如这个家没了母亲，这个家会怎么样呢？我竟不敢往下想！
　　 母亲是个泼妇，村里婚丧嫁娶，少不了母亲的身影，母亲也最是对此类事情上心。母亲有一手好茶饭，（“好茶饭”，方言，指烹饪手段高明。）并对婚丧嫁娶的众多讲究习俗了然于胸，又因为泼，拿得住人，（“拿得住”，方言，即管得住之意）所以，那家过事（“过事”和后面的“事”，都是方言，都指婚丧嫁娶）也离不开母亲。在事上，母亲像个女皇，不停地发号使令。每每发号使令的那一刻，母亲就显得特别的神气，特别的美丽，竟惹得村里的和那些远来赶事（“赶事”，方言，赶来参加婚丧嫁娶的客人，多是主家的亲戚。）的女人们嫉妒不已。村里的男女老少也多都会在事中时不时地主动向母亲请示：他五妈，这油倒多少呀？他五妈，一会儿上菜的时候，这碟猪头肉该摆到桌子哪儿啊？他五妈，什么时候铺床呀……（“铺床”，陕北婚娶中的一个习俗，翻褥子的意思，是在新娘新郎进入洞房之后进行，翻过之后，意味着新娘从那一刻起，就成了真正的女人）面对这些繁琐复杂的问题，母亲总显得那样从容，那样慢条斯理。我们兄妹几个，看到母亲的表现，就觉得荣耀无比。我想，我们后来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念头，应该与母亲那时的表现有关吧！不过，我记得在我上初中上师范的那会儿，却对母亲对于婚丧嫁娶的热心很有些不明白：干嘛每次人家过事，您总要忙前忙后，从头陪到尾？事完了回来后好几天累得缓不过神来，也睡不好觉。何必呢？现在总算明白，这就好象一位作家高捧着自己出版的书，一位凯旋归来的将军用战刀挑着敌人的头一样。母亲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着自己！
　　 母亲是个“泼妇”，我爱“泼妇”的母亲。母亲的抗争，母亲的坚韧，母亲的善良，母亲的好强……几十年来，已深深地烙我的心上，就算今天，我还常常依赖60多岁的母亲。母亲的故事太多，我讲出来的实在太少。我知道，将来的某一天，我一定还会再次拿起我的笔，细细地把母亲“泼妇”的故事讲给世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