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熟而有远见的政权，为巩固其统治，在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一定会更加重视思想的控制，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观点。通过暴力占领一个地区后，战胜国（或宗主国）总会强力推行本国的思想文化而不断弱化当地的民族文化以达到同化而利于长期统治的目的，一个民族如果失去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最终也就会失去民族的思想和传统，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字和思想的民族，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普法战争后，法国战败，在普鲁士控制区，法文教师被驱逐，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是给“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上的。在殖民扩张时期，巴西成了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虽然巴西在十九世纪的拉丁美民族解放运动中赢得独立，但巴西已完全葡萄牙化，巴西的官方语言仍然是葡萄牙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随后建伪满洲国，传播大和民族思想，推行日语。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随着汉文化的强大与扩张，匈奴，鲜卑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一度强盛的民族最终被汉化，最后消失在民族融合的烟云里。所以，真正的胜利，不是打败和灭杀，而是使人毫无意识的臣服！把一个人十次打倒在地，但他却能第十一次从地上爬起来，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你能击垮他的身体，但你却击不败他的精神。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只要精神和思想不垮，她就会永远强大。
　　 1991年年底，随着戈尔巴乔夫的辞职，立国已69年的苏联终于走完了其生命的历程，苏联现在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尘封在历史的记忆里。作为曾经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的苏联，因其首创精神（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随之迸发出来的巨大影响力，绚丽了历史的天空，世所瞩目，却突然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其教训是深刻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像一个巨大的肿瘤，在渐渐地吞噬苏联的肌体。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举起了体制改革的“手术刀”，企图“去瘤消肿”，但，赫鲁晓夫毕竟医术不高，经验不足，制定的手术方案并不完善，不但没有去掉“痼疾”，反而还在苏联的躯体上留下了一个“创口”，苏联这个虚弱的巨人开始了痛苦的“呻吟”，赫鲁晓夫的改革把苏联改病了。继任的勃列日涅夫，更是技不如人，开出的不对病症的“偏方”，使苏联雪上加霜，病情越发严重。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他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成效，政治体制改革使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率越来越大，最后，他抛出“新思维”，提出“民主的社会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动摇了核心价值观体系，思想领域一片混乱，苏共和苏联人民在茫然中失去了方向。毛泽东同志说“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苏联的解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统一党内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不能形成凝聚力，失去公信力，失去民心，从而失去政权的结果。官僚特权阶层的贪腐，经济的持续衰退，国际竞争力的不断下降，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意识形态的模糊和思想的混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适时地在国内策应了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苏联的解体已在所难免！虽然如此，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这一事件上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苏联就有“病根”，他们也在不停地“看病”、“治病”，虽然病情是越治越重，但毕竟把“命”留住了，他们能把握“思想政治”这条“生命线”。而戈尔巴乔夫恰恰就是因为扰乱了思想，扰乱了视线，让人们无所适从，从而扰乱了人们的行动。精神一垮，身体就倒下，苏联终于“死”在了戈尔巴乔夫手中。
　　 公元前221年的嬴政却远比戈尔巴乔夫更懂得权术。当年嬴政统一六国之后，为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他“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因此，摆在嬴政面前迫在眉睫的大事，就是采取措施来统一全国的思想，秦始皇见微知著，捕捉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实现其统一思想的策略。
　　 公元前213年，在秦始皇于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让秦始皇找到了加强思想控制的契机和切入口。面对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统一局面可能遭到破坏的言行，丞相李斯“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此建议正中秦始皇下怀，一场禁锢六国人民思想的轰轰烈烈的焚书运动开始了。因嬴政有“万世家天下”的思想，故自其身始皇起，有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且他想长生不老，便广招术士觅炼“不死”之药，有侯生、卢生之徒，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可得奇药妙方。但因日久，却未能为之求得仙药，眼看骗术就要败露，而按秦律“不得兼方，不验，辄死。”，所以，侯生、卢生只得逃亡，并诽谤秦始皇，秦始皇正好又抓住这一把柄，一怒而坑杀四百六十余人，以正视听。其实，秦始皇禁书禁言，并不是不重视文化教育，也不是不让民众自由发表言论，而只是为了大一统的需要，是为统一思想服务的。虽然这些做法粗暴而血腥，成了秦始皇暴政的罪证之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焚书坑儒，对维护秦朝统治，巩固大一统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下的中国，市场经济在资本的推动下，各利益主体相互碰撞，思想也呈多元化，一种公正、民主，法治，利他的价值取向不断地受到冲击和挑战。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不断地瘦身和缩水，很多本应该是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的言行，让民众感到茫然，人们不知道是该坚守传统还是应该顺应潮流。现在的社会太不安静，因为杂音太多，我们不知道哪个是主旋律，哪个是靡靡之音。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很杂乱，所以，思想迷糊了，但是朦胧的眼睛里，“追名逐利”、“财富就是人生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的图像却是越来越清晰，中国似乎成了“金钱”的国度。老百姓开口闭口谈财论富，社会精英也一改清雅姿态“君子爱财”，国家财经报告，GDP如何增长，地方政府，经济建设，财税大增，到处都是黄金闪闪，白银叮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甘落后，雷语雷行让人瞠目。
　　 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对研究生提出要求：40岁时达到4000万身家，否则“不要来见我”。董教授认为“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现身说法：教师全心教学、照亮别人，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毁灭；浙大院士学术造假；清华大学教授们为募得资金搞出了个“真维斯楼”；科研人员的多项科研成果成为食品中的添加剂、增亮剂来毒害民众。这些大儒们本应该用自己的知识和品行来创导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去教化民众的，可是，他们的言行却是在自毁形象，挑战道德，扰乱思想，混淆视听，误导民众。秦始皇若再世，定会再有“坑儒”之举！思想混乱，则民心不稳，民心不稳，则国基不固，民心便是国之根本，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