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涛先生是一位有着高贵的精神痛苦的诗人，这是我拜读松涛先生的大作《忧患交响曲》后，得出的体会性结论。虽然当时我与松涛先生从未见过面，但思想上的意向性感觉丝毫没有受此影响而模糊游离，反而深刻起来。这种感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对高贵的精神痛苦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撼的反映。
　　 可以说我是通过《忧患交响曲》，对松涛先生的思想、人格和才华有了零距离感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是现实主义的诗人都是痛苦的，因为只有在痛苦中，诗人才有超级的观察能力、超级的分析能力、超级的判断能力和超级的表达能力。又因为诗人只能用唯一的“武器”---诗歌，与强大的世俗、偏见、愚昧进行单打独斗；在良知和人格的力量下，敢于深挖阻碍历史前进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司法机制和体制的祖坟；对时间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非同步存在追根溯源，然后用诗歌的语言进行形象化剖析，所以，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是在高贵的精神痛苦中进行的。因为诗人肩担一份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又是由精神痛苦酿造的，因此，也就有了高贵的基因。
　　 松涛先生的高贵，是他痛苦的感觉到当某个社会还有许许多多的“风波亭”处在“备用”状态，那么这个时代和民族就无前途可言；当人们的目光所吸纳的是“国在山河破”，“我们的牛马，尚未来得及演化为骆驼，良田已经变成了沙漠”之景，就无美好的生活可在；当威信披着威风的外衣，独裁打着民主的旗号横行而无人问津，自由就只能在字典里“自由”。
　　 松涛先生，您的高贵，在您的诗歌里，已让世人有目共睹；而您的痛苦，也让我愿主动与之分忧。在这里，我将恩格斯1895年3月6日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的最后反思和修正的经典论述，录之如下：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改造社会，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原来，在资产阶级籍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注）
　　 恩格斯写出此文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逝世，这也就成为他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历史的发展不仅证明了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而且在当今世界，更加清醒的从理论走向实践。此时，之所以写出上述之论，或许能减轻松涛先生那高贵的痛苦，我以为。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至6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