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究竟会不会修车，到最后我也没有弄清楚，但他的修车摊绝对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
　　 老李尽管每天天不亮就煞有介事地将钳子扳手气筒之类一应俱全的修车工具，连同一盆补胎用的清水，规规矩矩地摆在小区门口的地面上，一年四季风霜雨雪从不间断，但我从没见过他正儿八经给人修过车。与其说他对于修车这个行当从来就没有聚精会神过，倒不如说他根本就不愿意放下架子去为人修车补胎。他的虚荣和自尊，从他后来得知我在政府机关而经常与我提起政府里某领导是他哥们就可以显而易见地感受得到。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说他以前也是国营企业的车间工人，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即使厂子倒闭无奈下岗也不用像乡下人那样靠个破修车摊养活自己和家人。所以他遇上有人车子出了毛病来找他，顶多就是俯下身看一看——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否在行能否真正为焦急的路人查出自行车哪里出了故障，而后他像受了莫大侮辱一般，不屑一顾地扭过他瘦削的身躯，漫不经心地重新戴上他的那副墨镜，悻然倒在那张由于经年累月汗沁液染颜色变得土红发亮的竹躺椅上，之后不冷不热地撂给修车人一句话：啥工具都有，你自己鼓捣吧。你瞧瞧，这哪像个真正的修车人啊。
　　 老李嗜酒。我们家属院的名字俗称八栋楼，因小区一共八栋楼而得名。老李住七号楼，我住一号楼，相离较远，但邻居们经常跟我提起他。尤其说他年轻时酒量过人，二斤酒下肚脸不发红心不跳，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且他酒德好，喝酒不误事，不像很多人酒后控制不住自己，他喝完要么抱着收音机专心致志地听单田芳的评书，要么就老老实实地睡他的觉，而且从来没有人见他出过酒。他的这种能耐早先被厂领导发现，调他到接待处，专陪人喝酒。过去他和朋友们在一起只能喝五块钱一瓶的二锅头和烧刀子，到了接待处，全是好酒好肉，就像小鸡进了大米缸，正中下怀。他也算人尽其长，为厂里赢得无数订单。但好景不长，厂子后来倒闭，他只能重新喝他的二锅头和烧刀子。尽管后来上了年纪，酒量减了不少，但仍然改不了长年累月养成的喝酒习惯，晚上总要喝上几口。我在那个家属院住的那些年，经常见到他面色通红，带着墨镜，安静地躺在小区门口修车摊旁的那张竹椅上。
　　 老李自己不会下棋，却花钱买了副大象棋，并用厚木板特制了一张坚固的棋盘，摆在修车摊旁边的水泥板上。尽管他将棋盘的横线和竖线画得歪歪斜斜，楚河汉界几个字写得潦草难看，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盎然兴致，他亲自将棋子一个个摆在棋盘上，然后央求般请人到他那里去下棋。而棋战开始之后，他便一反冷峻漠然的常态，手舞足蹈地在观棋的人群中挤进挤出，高喊“快拱卒，快拱卒，赶紧把他马拱翻”之类的笑话。不管是下棋的人还是旁观者，对他的叫喊从不接腔，听见就当没听见，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懂棋道，是在“发神经”， 而他更知道自己纯粹是在胡言乱语，之所以这样喊，只是想营造气氛，调动大家的亢奋情绪，或者娱乐娱乐自己。他的这种叫喊，因为超出了“观棋不语真君子”所指的常规范畴，不仅不令人厌烦，相反增加了棋局之外的无穷乐趣。
　　 老李虽然不给别人修车，但只要用他的修车工具，就得给他交钱。用一次工具，不管多少件，均收一块钱。我不能肯定他这样做算不算坑人，但我总认为他那样做会损毁他在很多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我刚搬进家属院时，因为修锁也曾跟老李借过工具。那时候他不认识我，他看见我从家属院内走出来且有求于他，便以老住户居高临下的态度诘问我住几号楼。我告诉他详细的楼栋和门牌号之后，他仍然不无疑惑地仔细端详着我，说，不认识本来不该让你用的，但看在一个院的份上，不用你押金，你给一块钱吧。我心里思忖，新买一把螺丝刀也就一块钱，这老头也真敢要。所以不想给他。我谎称出来急没带钱。他却不紧不慢地说，那没关系，还的时候带来就行。我想他大概给我开玩笑呢，住一个院他是不好意思真收这钱的。用完工具去还他，我故意没提钱的事。他表情生硬而古怪，直截了当地问我索要那。我觉得这老头这么大年纪，真不知自重，便极不情愿地从钱夹里抽出一块纸币递给他——本想扔给他但考虑到他上了年纪没有做那么过分。在他接我那一块钱时，他发现了我蔑视的眼神。他似乎有些后悔，接钱的手抖了一下，表情由生硬突然变成和蔼，继而又转成谦卑，像是给我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着说，我的工具，可也不是白来的。
　　 我一直设想，那天我给老李那一块钱时的轻蔑，实实在在地刺痛了他的心。因为在此之后，他每次见到我开车经过他的修车摊，无论人多人少，都会情不自禁地主动和我打招呼。我想他应该是对政府机关的人，怀有一种深切的不自觉的期待和敬重，而不是对我这个人本身热情和谦恭。也或许在他内心深处，认为我既然在政府机关上班，就理所应当有个一官半职，起码和普通百姓是不同一般的，就应该像他内心想象的那样，具有一些高深莫测的处事原则和办事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和强大的力量，像一个无可名状的磁场，足以让他把对待其他平头百姓的无所顾忌和高傲屈服成谦恭与卑微，他那次之所以问我要那一块钱，是因为当时他并不知道我在政府机关上班而已。尽管他的谦恭和热情，不仅映射在我的身上，也覆盖着我的妻子和女儿——在此之后女儿多次和我提起小区门口修车的爷爷如何在寒冷的冬天帮她安装链条，两手沾满油污而分文不取；妻子也屡屡提及单位司机送货到门口，老李如何悉心看管让妻子放心地分趟往家搬拿的事情，但我打心眼里看不起他，看不起他这种见人下菜碟的世俗嘴脸。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让我觉得他对我的热情是抱有目的的，尽管事情很小。他那次在我车到门口的时候，他横在我的车前，令我不得不停下。他依旧是那副谦卑的笑容，他的笑甚至因为怕遭拒绝而显得委琐和低贱。他俯下身子，让他的脸尽量靠近我，轻轻地说，能不能帮个忙。我满心戒备问他，说吧，什么事。他说，想让你给我灌桶汽油。我吃惊地说，一桶？他说，是。但他意识到了我的误会，顺手拿起一个2.5公升的塑料壶，对我晃晃。我吁了口气，接过那个油壶说，明天给你。
　　 第二天下班，我如约将那桶准确地说应该叫那壶的汽油交给他。我的车是配备的，包括燃料和修理，单位实行全包。弄这点油，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这件事令我极不舒服，让我更加觉得他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市侩之人。如果不是冬天那个早上发生的那件事情，我想他在我内心的坏形象永远都改变不了。
　　 隆冬季节，夜间骤然的大雪封锁了道路。呼啸的冷风卷裹着积雪四处飞扬，让那个清晨显得更加杂乱无章和焦躁难耐。在这样的一个清晨里，我必须趁早赶到单位，组织准备上午的会务，但车刚出小区门口，便打滑不能前行。天尚未放亮，街上空无一人，无可奈何，我熄火，锁车，准备回去叫妻子起床帮我推车。老李这时候掂着把铁铲出现在我面前。他打趣说，抛锚了吧。我说雪真大，车走不成了。他说你上车，我帮你推推试试。我说，让我用用你的铁铲，不会再收钱吧。老李尴尬地笑笑说，你上车吧，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说着话，他走到车身中间，弯腰将车后轮前边的积雪铲开，而后又跑到车前在雪地上挖出两条道路。车上了路，我准备谢谢他离开，他把那把铁铲放在我的车后边，说，前边还可能走不成，带上这把铲子，遇到打滑，照我的办法做就能行。我说我怎么谢你，他说，举手之劳，谢啥啊谢。
　　 从那天早上起，我对老李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我之后认为他当初收我那一块钱，以及在我之后仍然时不时收取别人的钱，都是合情合理理所应当的事情，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是人还是工具，只要付出就需有所回报。我之所以反感他，是因为我对他先入为主的认识过于偏执。我后来甚至认为，他对陌生人的强势和蛮横，是他伪装起来应对这个世界邪恶和丑陋的无奈之举，是对他善良热情的自我保护。交谈中我才知道，他问我要那壶汽油，是为了给邻居的孤寡老太太清洗油烟机。我因此和老李成了忘年交。
　　 老李对我说，人这辈子，钱多少够花，权多大够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多少人为了这些铤而走险丢了性命，都是身外之物，死了都带不走，唯有对亲人，对老婆、孩子的爱，才可以显出男人的力量。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就像我，支这个修车摊，就是打发时光的做好办法。老李得知我母亲重病时，他说，生老病死不由人，做为儿女，好好尽孝，不留遗憾就行。老李的这番话话，句句敲在我的心上。我突然觉得，老李的形象在我内心逐渐厚重起来，高大起来。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老李摆那个修车摊，于他来说，是适合的生活，但于大家来说，他就像一棵树，站在那里，给人安全和踏实的感觉。我对他说，以后政府那边有什么事，你尽管开口，我会竭尽全力。但是，老李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要求。
　　 去年底，我到外地出差一个月，走前我还和老李打了招呼，说回来陪他好好喝一杯，没想到回来，老李就不在了。邻居们说，老李走的特别安静，中午老伴出来看摊，让他回家吃饭。老伴觉得他很长时间没出来，回去发现他躺在地上，身体已经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