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通过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相逢，为我们叙述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在灵魂，情感和肉体上的缠绵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同两千年前苏格拉底为自己的学生色诺芬讲的“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故事的伦理命题就是：幸福是有区别的，一个是邪恶的幸福，一个是美德的幸福，在这两种幸福的身体情状中，肉身的感觉是不同的，邪恶的幸福感是清逸，美好的幸福感是沉重。且不论这个命题的正确与否，也不论我们自身对幸福的感觉如何评价。起码我们应该感谢昆德拉在小说中为我们精确地描述了人的性格、心理及其在两性关系中极其微妙的变化，为我们正确把握和分析人的多面性和两性心理特征提供了理性的蓝本。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在一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正确认识自我，认识他人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人自我保护的本能，为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必要的伪装，人在不同环境中内在与形式的不统一性和自我调整中的角色互换很容易使我们的判断步入迷途，而擅长心理描写的小说家却为我们摆脱了这种迷途，为真实地接触和发现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能。
　　
　　 小说是叙事和情节的，小说又是细节和心理的，小说同时又是是生活和高于生活，凝炼生活的。小说在某些方面既带有自传的性质，又综合了你，我，他的总体特征。传统小说比较注重叙事和故事，在情节和故事的展开过程中往往采取纵坐标的方法，在这种传统习惯定式和带有某种使命感的叙述中很容易忽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心理的多变性。而现代小说则打破了纵坐标的叙述方式，采取了一种纵横交错，时空颠倒的多视角写法，使作家有更多的时间从容地进行性格的刻画和心理的描写。托尔斯泰在小说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几乎是乔伊斯式的内心独白，从而去重新重复一整套细微的逐渐消失的冲动，短暂的感觉，零碎的思考，使我们看到了安娜的灵魂逐渐走向自杀的全过程，从而实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最伟大的成就揭示的寓言；它把人的行动中无因果性无法估量甚至十分神秘的方面揭示了出来。其实，现实生活中人的许多非理性，非逻辑性和下意识，干预以及决定性的变化恰恰反映了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只是我们在现实中一般都缺乏这方面的观察和思考。
　　
　　 作家在写作中，像剥大葱一样，层层剥去外在的伪装，把一个赤裸裸的人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时人的灵魂上裸露的，性格中的弱点，思想中的非理性因素，思维中的潜意识及其主宰的行为都暴露无遗，因此，小说状态中的“人”，性格更突出，原始本能更彰显，欲望更裸露，形象更生动，人的各种特点比现实生活中的更集中，更突出。人们通过阅读小说，对我们身边的人进行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重新观察，重新认识，并不断修正过去的某些误区，使对人的认识更多一些理性的思辨，更多一些深层次的解析。
　　
　　 小说状态中的“人”，由于作家采取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特殊反映普遍的创作原则，所以既有代表性，又有广泛性。小说家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中，通常采取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同时特别注意在重大矛盾冲突和突发事件中去刻画人的心理变化。作家柯云路在小说《孤岛》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故事：把整整一列车的旅客放在由于特大洪水而造成的一座孤岛上，在没有救援，缺少食品、药品和生活必需品，没有任何希望的绝境中，各类人物本性中最原始的欲望和需求暴露无遗。小说读起来在给人一种刺骨寒冷的同时，也让我们重新从深层次思考了许多问题。
　　
　　 国外一些大作家在作品中很重视梦境的描写，因为梦境描写往往是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特殊方式。梦境反映了人的许多潜意识中的欲望和追求，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乔伊斯的意识流，马尔克斯的魔幻主义，博尔赫斯梦幻中曲径交叉的花园，卡夫卡神秘的城堡和变幻的甲壳虫，以及米兰，昆德拉，约翰，霍克斯的许多作品都在现实和梦幻的结合中巧妙地构思了一部又一部伟大的作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家曹文轩认为：心灵世界，是现代主义留给小说的一笔丰厚的遗产，并称之为“心灵碎片的飘扬”。
　　
　　 以人物心灵作为重点的构思，是一种颇为抽象的构思。小说家不可能像在构思故事或构思人物那样，在脑海中或在笔记中确定一条明晰的线索。因为心灵的特点是一派纷乱，各种情绪争先恐后地涌出，一片嘈杂，无头无序。小说家想着结构一词，内心却一片惶恐，这种情况就像冲破草原上栅栏的羊群。优秀的小说家很清楚读者的“自动联结”情结，于是作家和读者的心灵会有一种在混乱中找到那些被切割的点，并在一瞬间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怪异功能，这就是意识流和心理分析小说畅销欧美等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心理和人性分析小说所展现给我们的世界一定是更加缤纷斑斓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同样是缤纷斑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