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官场与江湖
　　
　　
　　 社会生活在尚未消除政治与阶层因素的环境下，必然始终存在着“官场”。“官”与“民”这一对矛盾体在几千年的历史纠结中，上演了无数场刀光血影的故事。西方的且不去说，东方仅我华夏一族，从陈吴之变到秋收起义，又有多少人为之丧命？多少人为之疯狂？多少人为之感叹？
　　
　　 “江湖”原指长江与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原本只是普通的地理名词，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史记·货殖列传》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江湖”即指五湖，是自然的地理概念。《国语·越语下》又称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可范蠡“既雪会稽之耻”，官拜上将军，却又突然辞官远逝，他并非真的为谋家财，实为避祸全身之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后世感于范蠡的超然避世，再谈起“江湖”，很可能不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三江五湖了。
　　
　　 高适“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杜甫“欲寄江湖客，提携日月长”，杜牧“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等诗句中的“江湖”，就隐然有与朝廷（官场）相对之意。“江湖”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表现的就更为突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官场与江湖的矛盾在《水浒》中同样得到了深刻的反映，甚至可以说，一部《水浒》写尽了官场与江湖的恩怨情仇。
　　
　　 当然，《水浒》作为小说而言，所反映的“官场与江湖”并非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宋史》载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至于后来宋江一伙结局如何，正史并无明文，稗史说法不一。因此，按照史实读法去考究《水浒》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不啻缘木求鱼。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任何一个历史的流传体，都将对所有可能的理解开放，而每一种可能的有效理解都源于传统，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更不存在客观有效的唯一合法解释。正因如此，《水浒》艺术地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真实，而上升为现实生活的整体意象，即所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深刻地融入了作者的理解以及无数读者的理解，从而在历史的长河里和文学的原野上，不断演绎出各具时代特色的“官场”与“江湖”。
　　
　　 读《水浒》，如果没有快意上身，调动热血，那真是愧对作者了。缘何若此？个人认为，其本质即源于“官场”与“江湖”的矛盾作用。矛盾是推动客观事物发展的内在因素，也是调动剧情发展的关键。正如当今凡涉官之事，不论真伪如何，皆群起而攻之，此亦源于官场与民间积怨久矣，官有过，民愤之；民有错，众谅之。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标榜天下和谐的时代的一种悲哀，问题出在哪？
　　
　　 想年少时期，在文艺思想极端美己丑彼的深度熏陶下，官场是那么的美好，自家的“老爷们”是那么的清正刚廉，而彼方的所有官僚们简直就是来自地狱，更不用说几千年封建体制下的官老爷们了。这种文艺思想可谓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内心深处还每每为犯事的官员们寻找可资理解的人性素材，总想着这是自家的“老爷”，是同一体制内的“兄弟”，都在同一面旗帜下振臂高歌，他们就能“坏”到哪儿呢？
　　
　　 如果说“自家的老爷们都是清官，而彼方的官僚们都是贪员”是出于文艺的政治作用和统治需要，那么这种文艺思想必然被深深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只合于一时一域一已之私文乍现，而非放置三江五湖千古春秋皆传世之伟著。因为“官场”从来就不分什么你坏我好、我优你劣，更不因是在谁的统治下而有清浊之别。“官场”永远是人性的名利场，也是权力释放能量的自由地。相对于民众而言，“官场”恰恰是我们叫喊了上百年需要推翻而永不再现的一座“大山”。故此，“官场”与“江湖”的矛盾，说到底就是官僚与民众的矛盾，这一点，恐怕也并非是制度可以轻易解决的。人性使然，法难从之。更何况，但凡涉及吾国吾民之事，又会生出许多别样花头来。文化传统决定了社会走向，人性习惯很难改变，且回《水浒》再呱咸淡。
　　
　　 以高俅为代表的“官场”群僚与以宋江为代表的“江湖”好汉，在长达十年的阶级（阶层）斗争中，彼此各通手眼，各施手段，尽管高俅集团一败再败，但最终还是以宋江团伙被招安以至凋零殁亡为结局。什么是文化认同，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天道，“招安”二字可解的一清二楚。“官场”在没有被彻底推翻之前，它永远是胜利者。黄炎培先生所谓历史的“周期性”，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一点。“王道”与“强盗”永远势不两立，“官场”与“江湖”岂能共享富贵。
　　
　　 被奸佞把持的徽宗王朝，表面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风情荡漾。但“蛋糕”就么大，多吃的人还想着再多吃一点，少吃的人、没得吃的人，自然要为生存而战。这是历史多次证明过的不争事实。可为何，每朝每代到了末世之际，就又忘了这一点呢？这是个历史大问题，更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人性的终极问题——欲望的钟摆效应，而钟摆又恰恰是周期性的运动。
　　
　　 处于江湖之地的梁山好汉们，有许多曾经也是“官场”中人，体制内讨生计的主。他们从官场阵营走向江湖草莽，尽管情形不一，但在内心深处，恐怕都有一股天性被压已久，一旦遇有突破口便借势而出，归于梁山大纛之下。骨子里，这些人一旦脱离体制束缚，进入对抗朝廷的阵营，便开弓没有回头箭，谁不想着能有朝一日改天换日，成为开国功臣。心直口快，无甚心机的黑旋风就曾多次表达了这样的心愿和欲念。
　　
　　 而当梁山被招安之后，众好汉们也即随之从江湖中人变成了官场上人。这种转换对以宋江为首的读书人来讲，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对林冲、武松、鲁达、李逵等人来讲，却是被迫无奈。尤其是林冲，从被逼上梁山，到又被逼回官场，真是甘苦轮回，人生莫测。可想而知，林教头的心中是什么样的滋味。官场与江湖，到底不是永远的火水之性，正应了那句：“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或许，官场本身也是“江湖”，江湖之上也有“官场”。转来转去，还是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