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人吴奔星在《创新——诗人的历史使命》中说：“诗歌创新为贵，诗的创新包括创体和创意两个方面。所谓创体，指对诗的体裁形式的创造，一部中国诗史是一部诗的创新的历史：由《三百篇》（自汉以后始称《诗经》）而《楚辞》，而汉魏五言至七言，经过六朝声律的嬗变，古代的自由诗体向格律诗体过渡，出现了唐诗（被称为近体诗的五七言律绝）、宋词和元曲等体裁形式。我国诗的创体的过程，实际是诗的体裁形式的革新或革命的过程。”
　　 “新诗的崛起亦复如是。胡适其所以为人称道，在于他首先以历史的胆识，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敢于在清末民初旧体诗既不创体又不创意的因袭停滞的状态中，排除一切来自友与敌的干扰与反对，公然呐喊‘诗须废律，文须废骈’，倡导白话诗体，而终于取得了成功，开创了刘半农与矛盾先后肯定的‘初期白话诗’的局面。遗憾的是，胡适并没有完成诗的创新的历史任务。他只知一个时代的诗歌有一个时代的形式，满足于创体，而忽略了诗的创新的另一面——创意。”
　　 东方之所以引用诗人的这段话，是因为诗在漫长的发展变革中，诗体的革新与革命都是与“创意”同步进行的。如果一种诗体到了只顾因袭体裁形式而不顾创意的地步，那就隐伏着走向衰落的危机。诚然，唐诗乃至宋词元曲是中国文学遗产的骄傲，其影响与作用是谁也不能低估的。但从唐宋以来，除少数出类拔萃者外，大多因袭固有形式，按平仄、音律写诗填词谱曲，忽略了创新，忽视了把传统形式作为运载时代精神的工具。
　　 郭沫若崛起，既创体，又创意，并创造了表情达意的艺术技巧，以气盖山河、情吞日月的宏伟气势，促使“初期白话诗”向前发展，出现了突破性的成就，被人们称为“新诗”，开创了朱自清所界定的“自由诗派”。其后李金发开创了象征诗派，闻一多、徐志摩开创了格律诗派。在中国现代诗诗史上，他们各自的创新，是诗人们学习的榜样。
　　 “不可讳言的是，七十年来的新诗，尽管卓有成效，却未产生象唐诗、宋词、元曲那样主宰一个历史时代的主导形式。原因不止一端，但首先应该说是由于新诗的历史太短，而在这太短的时期内，又花费了不少时间引进西方诗歌的形式，经过反复探索，还未找到一种为诗人所一致认同的形式。其次，不少有才华的诗人，对诗的创新（创体、创意并创造表情达意的艺术手段）是诗人的历史使命，还认识不够，或缺少认识，仍在花费不少精力与时间写作西方的十四行诗、现代派诗、日本的俳句、泰戈尔式的小诗或散文诗，其中虽不乏佳作，但是，他们忘记了创体；忘记了仅仅引进与尝试这些西方的诗体，是不可能成为中国新诗的主导形式的。”诗人吴奔星的这些话，使东方想起“民族的才是国际的”，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诗史，我们不能忘记中华民族的诗词创体，创新，是当代诗人的历史使命。现、当代的新诗为什么不能诞生一种或几种具有权威性的主导形式，这是值得诗人和广大读者共同研讨的。
　　 当前诗歌创作，最主要的是缺少富于时代精神的力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东方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些诗人尚未投身到当前的伟大改革洪流中，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与随着改革而来的巨大的时代变化有了某种程度的距离，对新生事物，对改革信息缺乏敏锐的感觉，因而缺乏时代的豪情。部分诗人，包括自己在内，比较注重于个人内心的感受，爱咀嚼个人生活的苦乐，不宵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大关心自我以外英雄事迹与劳动场景。因此，在相当数量的诗作中，缺乏深广的历史内容与强烈的时代精神。这是当代诗歌存在的普遍症结。
　　 诗歌是高雅艺术，而形成高雅艺术最突出的就是“真”。诗歌的“真”涵盖三个方面：首先是生活内容的“真”，不一定是真事，但要现实中确实存在，使人感到生活确实是这个样子，却又不是模拟自然，而是对生活的典型化，揭示本质的规律性，即别林斯基所谓的“直观形式中的真理”；二是情感的“真”，作品中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差异，就在于它已渗透作者强烈的感情。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可见无论是作者读者，都离不开一个“情”字；三是描写的“真”。清代李渔强调“肖拟”，说“说一人，肖一人”，便是这个意思。简而言之，真实性就是“合情合理”，即合乎生活的逻辑。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但艺术真实却比生活真实更高、更美，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是伪诗，伪诗没有艺术生命。
　　 诗贵精品。清乾隆，为帝六十年，仅《御制词》所收就有四万一千八百首，数量之多，李白、杜甫望尘莫及，实为中国诗人之冠。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从来没有人把他当作诗人来谈一谈。相反，有的人却以一首诗或几首诗，确立文学史上杰出的乃至伟大的地位。唐人张若虚，仅存诗二首，以《春江花月夜》名世；王之涣存诗六首，《登鹳雀楼》《凉州词》传唱不绝。更有成语“洛阳纸贵”的原型，西晋寒门弟子左思，惨淡经营十年，一篇《三都赋》一鸣惊人，被士林学者视为珍品。所以诗歌创作要有精品意识，语不惊人誓不休。目前，随着电子时代到来，人们习惯于自误自乐，诗歌的精品意识大大地打了折扣。